中国对经济增长的偏执一般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合法
性，背景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中国共产党又拒绝引入民主机制来支撑政治合法性。这便引向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国家政权愿意牺牲人类安全、人权等来换取经济成就及可以获取经济成就的国家能力。进一步说，中共的合法性缺失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将国家安全置于人类安全之上。Bryan Mabee 指出，“能够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是国家维持其合法性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颇具“建构性”:这个政权建构了一种排除人类安全的安全概念，因为它无力提供人类安全;既然“安全”无关人类安全，则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就可以被说成是很强的，因为它在国家安全的意义上提供了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鼓励甚至打压 公民在人类安全问题上的参与了。尽管公民社会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介入而在中国浮现，也有证据显示公民行动在比如环保领域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其面临的政治限制依然强大并严酷。 在对外关系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这一领域为中央政府所高度垄断，中国 公民社会与国外的联系可以被国家政权给定为犯罪行为。Bedeski(第 2 章)的论点是有洞见的:“一道鸿沟横亘在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之 间。”用他的话说:“(在中国)，人类安全是如此重要，以至(中国政府)不能相信社会和公民个体，后者可能形成志愿结社而拿走国 家本来宣称属于自己的权力。这里的担心是，在人类安全领域里对非官方力量的释放，会导致对民主或其他形式的自由结社的要求”。

一个相关的要点涉及关于人类安全的知识的扩散。环境活动家Patricia Adams在第7章指出，北美青年学生对于建造水坝的利弊认识，远超一般中国公民，而这主要因为，在中国，对于诸如长江三峡大坝这样的国家进行的能源项目的媒体批评是被禁止的，“相关的公共讨论是一件有着巨大风险的事情”。多样的信息不仅是民主的基础条件， 对人类致力于促进公共安全的行为来说也是必备要素。因为中共决心要竭其全能来保持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人类安全便必定要被牺牲，因为人类安全是与民众和他们的参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所有的人类安全问题都不重视、不了解、不行动的原因所在。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人类安全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崛起为何令世界脆弱？）（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