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

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合我。他说，不，他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我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没办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他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

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

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底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做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后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

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还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场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

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我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一次政协会上，我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开设围棋课的议案。这其实是陈老总的遗愿。陈老总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讲过，中国有四大文化遗产，琴、棋、书、画。琴，小学有音乐课。书，有大字课。画，有美术课。就棋没有，小学应该有这么个棋课。

为此事我专门找过胡耀邦。他说你的建议非常非常好，中国早晚有一天要实现，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比如贵州，有二十万小学老师参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办教师，根本谈不上普及围棋课，你先得普及师资，这才是最重要的。

耀邦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也使我知道贵州很穷。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

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

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时任国足主教练——编者注）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

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向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

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并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会堂打牌，当时有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邓朴方。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闲聊，很热乎，这时邓朴方突然对胡耀邦说：“耀邦叔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体。”胡耀邦回答说：“我没什么，我这个人乐观得很，身体没有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他们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但也没多想。两天之后，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出席了一个宴会，黑龙江省的很多领导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突然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时我想起两天前邓朴方和胡耀邦的谈话，估计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但我从表面上一点也没看出来。

当时黑龙江省一些领导立刻就表态，紧跟中央，并对胡耀邦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后说，你们对胡耀邦了解得不够深刻，我不赞成。我认为胡耀邦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枝节的，他的主流是好的。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聂卫平：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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