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 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
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