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通信史存在一个罕见的断层

这个断层并非源于技术落后，也并非错过某个关键风口，而是制度结构、语言特性与历史轨迹共同塑造的结果。

正是这一结构性断层，使中国跳过了全球通信史上至关重要的“字符时代”，即由电传打字机与Telex系统主导的自动化通信阶段。

从国家制度到商业规范，从语言体系到技术路径，中国实际上自民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伊始，缺失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字符自动化文明”。

民国的电报体系虽具现代形态，本质上仍是“汉字无法直接进入通信机器”这一现实制约下的过渡产物。

汉字数量庞大、键盘难以承载、编码体系不统一，迫使电报系统依赖于“四位数字电报码”、人工译码以及电报员的记忆与查表能力。

当时外交与军事通信中常见的“艳电（29日）”“马日（21日）”等用语，并非修辞手法，而是系统性的信息压缩规则。

它们揭示了一个根本现实：汉字字符无法直接进入通信链路，必须被转译为机器可读的数字符号，再由人工还原为文本。

1949年以后，长期处于战争动员、政治运动、资源匮乏与基础设施薄弱的环境中。电话、交换机、打字机均未普及，键盘训练体系几乎不存在，汉字打字机的研究也长期停滞。

通信行业在长达三十年的封闭状态中，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人工电报文化，未能与国际上快速发展的电传技术接轨。

与此同时，西方正不断深化其“字符文明”。Teletype、Telex、Tlx网络、ASCII控制字符、合同自动打印、SWIFT系统的前身、航空调度系统等，本质上都是“键盘—字符—线路—打印机”这一机制的体系化延伸。

这套体系塑造出“字符即法律”“打印件即合同”“终端即办公桌”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次真正接触到Telex系统，但仅限于外贸领域。因此在1980年代，极少数人的名片上会出现“TELEX: xxxx CHINA”的字样。

这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道缝隙，但Telex并未因此渗透进中国社会，也未形成制度文化。

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美国大使馆曾要求中国签证申请人提供“中文电报编码”，并非美方固守旧制，而是他们的全球系统只能处理ASCII，不能接收汉字。

这个看似技术性的要求，实际上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在字符自动化阶段的缺席，使得我们的语言体系与全球数字系统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隔阂。（这也为后来早期中国程序员难以理解“回车”“换行”等基础概念埋下了伏笔。）

随后，传真机的普及让中国彻底跳过了整个字符时代。传真技术天生兼容汉字体系：无需编码、直接扫描、以图像形式传输、不依赖字符集。传真机成为东亚语言的完美载体，而Telex则是字母文化的自然延伸。

于是，中国从“民国人工电报”阶段直接跃入“图像传真”时代，字符文化缺席，图像文化无缝衔接。

这就形成了一个在世界通信史上极为特殊的断层：字符终端文化在中国几乎从未存在。

我们没有ASCII文化的积淀，没有控制字符的记忆，没有终端音响的共鸣，没有合同自动打印的惯例，没有“CR/LF”的工程背景，也缺乏“口头不算数，打印才作数”的商业制度环境。（这种缺失直接影响了后来中文编码体系的发展路径，促使中国必须寻找独特的解决方案，后续文章将详细探讨CJK统一表意文字与多字节编码标准的诞生过程。）

制度路径、语言结构和技术节点的三重作用，共同造就了这一结果：中国并非落后，而是沿着另一条阶梯，跃入了数字时代。

今天回望，我们拥有了Unicode、互联网、移动终端和全球最大的数字生态，但我们始终缺乏“字符通信”本身所奠基的文化土壤。

我们是从“数字化的汉字”直接跨入“图像化的纸张”，再跃进“网络化的数据包”。我们绕过了Telex时代，也绕过了由字符技术所塑造的一整套制度经验与社会行为模式。

这个独特的断层，不仅塑造了中国的技术路径，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数字文化基因，那些在早期互联网建设中显现的理解隔阂，那些在编码标准制定中的艰难抉择，都是这一历史路径的当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