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石破茂今天发表了战后80年的感想，从宪法、政府、议会、媒体、信息进行了反思，总结了一些教训。全文如下。

值此战后80年

（前言）

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

这80年来，我国始终以和平国家的姿态前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不懈努力。如今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包括阵亡者在内的所有人宝贵生命和艰难历史之上的。

我通过3月访问硫黄岛、4月参拜菲律宾卡利拉亚的比岛阵亡者碑、6月参加冲绳全体阵亡者追悼仪式及参观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月出席广岛、长崎原爆罹难者·受害者慰灵仪式，以及在终战纪念日参加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郑重再度铭记上次大战的反省与教训。

此前，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历任内阁总理大臣均发表了谈话，对于历史认识的立场，我也予以继承。

在过去三次的谈话中，关于为何未能避免那场战争，几乎未有涉及。即便在战后70年谈话中，也仅有“日本试图以武力来解决外交、经济的困境，国内的政治体制未能成为制衡”这一节，但除此之外并无更多详细论述。

国内的政治体制，为何未能成为制衡？

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步入总力战的时代。在开战前，内阁设立的“总力战研究所”以及陆军省设立的所谓“秋丸机关”等预测均认为，战败是必然。许多有识之士也体会到战争推进的艰难。

即使政府和军部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却为何依然无法做出避免战争的决定，只是盲目走向无谋的战争，最终导致无数无辜生命在国内外付出牺牲？即便有米内光政前首相曾指出“希望避免逐步走向穷困而一举陷入极度贫困”，为何仍无法彻底修正重大决策方向？

在战后80年的节点，我希望能与国民一同思考。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点）

首先，是当时体制上的问题。战前日本没有将政治与军事适当整合的机制。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指挥军队的统帅权被视为独立，政治与军事之间并无制度上的“文官统制”原则，即必须保证文职优先。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也极为有限。在帝国宪法下，包括总理在内的各国务大臣属于平等关系，即便总理作为首脑，亦未被赋予统率内阁的指挥命令权。

即便如此，直到日俄战争时期，元老们在外交、军事、财政方面担当整合角色。这些以武士身份从军的元老，对军事有深入理解，能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话说，“如元老、重臣等超宪法性存在的媒介”在国家意志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元老陆续离世，这种非正式机制式微。大正民主时期，政党尝试整合政治与军事。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成为国际协作的重要担当国，在国联则成为常任理事国。20世纪20年代政府政策如幣原外交，遏制了帝国主义膨胀。

1920年代，舆论对军队极为严厉，政党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处境艰难，对此反弹，也是昭和时期军部崛起的背景之一。

以往，统帅权只涉及作战指挥的军令，预算、体制整备等军政则解释为内阁一员的国务大臣之辅弼事项。认为元老、继之以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以运作方式弥补了文官统制缺失的制度性问题。

（政府的问题）

然而，统帅权的涵义逐渐被扩大解读，其独立性被军方用作排除政府和国会对军队政策乃至预算干预和控制的手段。

在政党内阁时期，政党间为争取政权爆料丑闻，逐渐失去国民信任。1930年，野党立宪政友会与海军部分势力联手，以批准伦敦海军军缩条约为由，指责政府违反统帅权，激烈攻击。政府才勉强批准该条约。

但1935年，宪法学者、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立宪政友会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加之军部介入，发展成政治问题。彼时冈田启介内阁试图保持距离，称学说问题“只能交由学者讨论”，但最终屈从军部要求，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否定原通说的天皇机关说，美浓部著作被查禁。

如此，政府逐渐丧失对军部的控制。

（议会的问题）

本该对军队行使监督权的议会，也逐渐丧失功能。

最典型的例子是斋藤隆夫众议员被除名事件。1940年2月2日，他在众院大会批判战争泥潭，严追政府战争目的，即所谓反军演说。陆军强烈反弹，称其侮辱陆军，要求斋藤辞职，众多议员附和，最终以296票赞成、7票反对，压倒性多数将斋藤除名。他是试图在议会内履行议员职责的稀有例子，然而当时的会议记录，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被删除。

在预算审议这一重要对军队监督职能方面，当时议会也完全无法发挥作用。自1937年起设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1942-45年间，军事费几乎全部列入特别会计。该会计审议时，预算书未示明细，众议院、贵族院均以秘密会议基本方式审议，时间极为短暂，根本称不上审议。

即便战况恶化、财政紧迫，陆军与海军依然为争夺组织利益和面子激烈角逐预算。

此外，不能忘记从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15年间，包括三位在任首相在内的多位政治家被国粹主义者和青年军官暗杀。遇害者皆重视国际协作，试图以政治掌控军队的政治家。

包括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在内，这些事件极大阻碍了包括议会和政府人士在内的文人就军队政策和预算的自由讨论和行动环境。

（媒体的问题）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媒体问题。

20世纪20年代，媒体对日本对外扩张持批判态度，记者时代的石桥湛山曾主张应放弃殖民地。但自满洲事变起，媒体舆论转向积极支持战争。因为报道战争“好卖”，各报纸发行量大增。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欧美经济大伤，实行高关税保护本国经济，日本出口受重创。

严重萧条背景之一，民族主义高涨，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党台头。主要国家中仅苏联似乎发展顺利，思想界也流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时代结束，英美已经终结，全体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观念渐成主流。

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一部分发起满洲事变，短短一年半内占领数倍于本土的土地。报纸大肆报道，国民为之迷惑，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

关于日本外交，吉野作造批判军部在满洲事变中的行动，清泽洌严厉批判松冈洋右带领日本脱离国联，也有一部分尖锐批评。但自1937年秋后，言论统制加强，政策批判被封杀，战斗论调成唯一传达给国民的内容。

（信息收集、分析的问题）

当时包括政府在内的日本，是否能正确认识国际局势，也须重新审视。例如，在与德国交涉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期间，1939年8月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怪异”总辞职。对于国际军事形势，是否收集了足够的信息，是否正确分析，信息是否得以适当共享，都存在问题。

（对今日的教训）

战后日本，文官统制作为制度已被完善。日本国宪法规定，首相及所有国务大臣必须为文职。自卫队依自卫队法受首相指挥。

首相是内阁首脑，内阁对国会负责，也写入宪法，保障了内阁统一性。

此外，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外交与安全保障的综合协调，政府在信息收集、分析等事务上的体制也有所改善。这些都需随时代进化。

没有整合政治与军事的机制，名为统帅权独立而导致军部独断专行的苦涩历史，制度上已做补救。但归根结底，只有制度，没有适当运用便毫无意义。

政治方必须具备驾驭自卫队的能力和眼界。需充分理解现行文官统制制度并不断努力使其切实运作。应以不屈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不随大流，坚守政治家的尊严与责任感。

自卫队需以专业集体的身份，积极向政治提出对国际军事局势、装备与部队运用的说明与建议。

政治则有责任打破组织壁垒，整合资源。不能出现组织割据、内斗，导致日本丧失国家利益。陆军与海军以组织逻辑为先，相互为敌，甚至内部军令与军政也脱节，无法统一国家意志，最终导致整个国家走向战争的历史，必须深刻吸取教训。

政治应始终关注全民利益与福祉，并以长远角度作出合理判断。若责任归属不明、局势僵化，即便成功可能性低、风险高，激进呼声和大胆方案也往往被接受。海军永野修身军令部长以手术为喻：“虽满怀忧虑，但治愈大病唯有下大决心排除国难”，又称“政府判断不战即亡国，然一战亦或亡国。然而不战而亡则连灵魂都消亡”。陆军部长东条英机亦曾向近卫文麿首相表示，“人有时也需闭眼从清水舞台纵身一跃”。如是，重情绪轻理性的判断反而主导，重蹈国家误判之覆辙，绝不可重演。

议会和媒体应发挥制衡政府做出错误判断的作用。

国会应通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限，对政府活动加强监督。政治绝不可迎合一时民意，出于党派私利或自保而推行迎合政策，损害国益。

需要包括有使命感的新闻事业在内的健康言论空间。上次大战时，媒体煽动舆论，将国民引向鲁莽战争。不可陷入过度商业主义，亦不可容忍偏狭民族主义、歧视或排外主义。

包括安倍前首相不幸遇害在内，通过暴力践踏政治、以歧视性言论威胁言论自由，绝不容许。

这一切的基础是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正视过去的勇气与诚实，虚心聆听他者主张的宽容，真正的自由主义，健康而坚韧的民主主义比什么都重要。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民主主义绝非完美的政治形态。民主有其成本与时间，有时也会犯错。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始终在历史面前保持谦逊，将教训刻骨铭心。

在自卫与威慑上保有实质力量机构极为重要。我无法否定威慑论。在当前安全保障环境下，这是履行负责任安全保障政策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同时，若一国最具权力的实力机构超越民主控制而暴走，则民主主义会一瞬间崩溃，这是极其脆弱的。同时，文职政治家误判导致战争并非不可能。文官统制、适切政军关系之必要与重要，无论强调多少都不过分。政府、国会、实力机构、媒体都需时刻铭记于心。

斋藤隆夫议员在反军演说中指出，世界历史即战争历史，战争并非正义获胜，而是强者征服弱者，切不可无视这一现实而借正义美名误判国家百年大计，主张基于现实主义的政策，被众院除名。

次年众议院防空法委员会中，陆军省认为空袭时市民避难会损害战争持续意志，予以否定。

这虽都是遥远的往事，但足以揭示放弃议会责任、精神主义横行以及轻视生命权利的可怕。若不能正视历史，便无以开创光明未来。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我国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安保环境的当下，更应再度得到确认。

经历过战争的人数逐年减少，记忆的风化令人担忧，正因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每位国民都需主动思考上次大战与和平的意义，使其服务未来，从而更强化和平国家的基石。

我将与国民一道，汲取上次大战的各项教训，竭尽所能，决不让那样的惨剧重演。〔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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