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对将维权活动说成是原子化叛乱很不满，说得好像我反对维权活动一样。在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各国一样有维权活动，但那些活动是社会运动主流之下的分支，不是社会运动主流。维权活动挑战极权国家统治，给社会运动创造和探索可行途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多少人站出来反抗呢？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维权活动可以引起社会共情，也可能唤起权利意识（学术界有这种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但它的缺陷同样也很突出。

比如河南银行维权事件或某些烂尾房维权事件。我们通过网络传播，可以唤起社会关注，但是社会关注不一定产生舆论压力，尤其是这种维权活动特别多，公众关注度有限而且还可能出现某种“关注疲劳”。公众不大可能因为一些群体的银行存款被吞了、另一些群体房子烂尾了，就煽动全社会（也就是全国各地）群起响应，都站出来推翻中共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始终会有人觉得那是别人的存款和别人的烂尾楼，与我无关。

怎样才能让普通人觉得与我有关呢？这就需要维权活动再更进一步，上升成社会运动——我们说的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中就是民权运动，它不是某些个体和某些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公共权益问题，是每个人的民权。

那怎么才能从维权活动，上升成可以引发全民响应的民权运动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一再鼓吹的公民社会重建问题（不要急于下判断，先看一看我最近几条推文）。

你如果不把公民社会重建起来，你面对的就是一盘散沙和自私自利的个体，他们既不相信别人，也不愿意为别人和为民权起来斗争，也不相信其他人会坚持斗争到底。就算他们像白纸运动一样临时出来反对一下，见其他人退潮，自己也一样退潮。

以东欧的公民社会重建经验来看，宣传和教育是最重要的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对社会不满就是反抗力量，不满距离不同政见和反对运动还有十万八千里路程。宣传和教育，不是为了煽动民愤来反对政权，而是告诉民众我们找到了社会出路、我们需要每个人做些什么、我们需要怎样要求自己、我们如何跟其他人合作、我们怎样在逆境中生存、遭到镇压的时候我们怎样继续斗争……当然更重要的宣传和教育是培养友爱精神，而不是加剧社会仇恨泛滥成灾。

许多人并没有社会运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味煽动无果就咒天骂地，就痛斥所有人烂泥扶不上墙。这肯定不对。我先前反复讲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没有知识和经验，全靠蛮力，不但推不动社会运动，还会加剧社会的绝望情绪。绝望情绪加剧就会引发仇恨泛滥成灾。

怎么培养社会运动知识和经验呢？这就是我最近一再讲的事情：培养社会运动骨干，让这些骨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他们去宣讲、去培养支持者、去传播求新求变的社会共识，最终还是去培养有能力、有韧性、敢于为民权与其他人合作的个体。

从历史上的各国社会运动来看，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参与社会运动，因为极权国家之所以顽固就在于它有能力培养一批支持者和孤立一批岁月静好者，再隔绝一批希望改变社会但是陷入原子化境地无法自拔的人。我们要去说服和动员的，就是那些希望改变社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以及尽可能拉来一些岁月静好的人。只要社会运动的规模达到总人口3.5%就可能逼迫政权让步（不了解这个数据的朋友可以去翻之前的推文，或者读哈佛大学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的相关研究。

我所做的事情引起不同群体和个人怨恨，但我并不会怨恨回去，因为我恰恰就是传播社会运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结合政治科学研究升级的专业知识。

怨恨通常缘于不理解，反过来，要化解怨恨，并不是要求其他人理解，而是要持续言说把理解群体扩大，公众自然而然就会互相解释和帮助理解。有时候，思潮真就是一股潮流，不理解的人在思潮洗礼下自然就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