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推特开了蓝标。
不是为了流量，就是单纯为了骂人的时候不卡顿。
说到底，我这也是闲得慌。
但真要往回说，我和屠夫的交恶，是从猫眼看人开始。
那是2009年，那时候网络远没有现在发达。国内只有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没有微博，没有推特，没有微信。大家靠文字讨论时政与公共议题。
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国内下了封口令。记者被限制前往采访。他见到了邓玉娇，也拍下了那张后来被广泛传播的照片。
我看到封口令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
我们几个人去了湖北巴东。住在县城一间很小的旅馆里，一间带套间的房子。气氛紧张，对面住着人，楼下的车被盯着。后来停水停电，冲马桶都要靠矿泉水。
各地网友陆续赶来。有人沿途拍摄设卡与封锁，有人分头联系媒体。我以采访的身份去见镇政府人员，故意提到“成百上千的网友即将到来”。那是一种策略性的心理压力。
最终，当地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真正的力量，不来自某一个人，而来自那些没有名字的网友。我们拧成一股绳，只为了一个目标——救那个女孩。
六四前夕，我提前得知邓玉娇结果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决定在开庭前撤离。公众看到法庭外空无一人。我们知道，只要她平安出来就够了。站不站在镜头前，并不重要。
而我，无非是在猫眼看人上提醒了他一句“要想在国内维权走的长远，就不要和有病不吃药的人在一起”，法轮功是敏感词，打不出来的。他说我对他扣帽子。我一看，这个人不可理喻，或者说是听不懂好赖话，也就不了了之随他去了。
之后我去了昆明，又去了尼泊尔，我太累了。
回国后第二天清晨，家里站满警察。我被带走。
这一进去，就是一年。七个月见不到律师。不断有人告诉我，没有人敢代理。朋友顶住压力，没有警察让孩子被带走送到福利院。那一年，我被判刑，孩子也在另一种监视之下生活了一年。
出来之后，有人向我道歉。说当年听信他的话，以为我只是“闹情绪”，在外旅游。我没有争辩。
几年后的一个饭局上，他对我说：“都过去了，一笑泯恩仇。”
我没有回应。
2015年他表演胸口碎大石被判刑八年。各路媒体报道不断。用他自己的话说“风头无双”。
而在我看来，风头像闪光灯，更像高墙上的探照灯。
他出来以后干了什么呢，从经济、江湖道义，到他人的家庭与私生活，几乎把圈子里的人指责了一遍。
这种方式，让我想起《焦点访谈》式的叙事结构，很像党国污名化的手段。
客观上，它产生了一种效果——让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反抗本身产生误解、疏离与怀疑。
至于动机，我不作判断。
但效果，是可以观察到的。
既然习惯于质疑他人，是否也应当接受同样的标准？
在天津看守所的两年，他如何度过？
很多人都进去过，知道担任头板、学习号意味着什么？
是否填写过耳目表？
每个月的思想汇报写过多少？
提出问题，并非定论。
但如果质疑别人理所当然，自我说明是否也理所当然？
这么多年，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之间真正的区别，也许不在立场，而在对“成就感”的理解。
有些人把风头当作成就。
而我更在意另一种东西。
是保住一栋老宅多年仍然存在。
是农民送来的一只鸡。
是新余公安局铁笼外警察的一句“会有很多中国人祝福你们”。
是被尊敬的人认可你的职业。
那种成就感，是安静的。
他在乎风头。
我在乎是否能走得稳。
走着走着，人会散。
有些距离，也就不再需要解释。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是坏，是蠢？也许有一句话很适合他：“他来了，那个吃了疯狗嘚儿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