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行动中的故事7：叛逃的公安和解放军

这是整个黄雀行动中最惊心动魄、也最让港英当局感到头痛的支线任务。

在约800名获救者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但其中确实夹杂着少量的现役公安、武警人员以及解放军军官。这些人的身份极度敏感，因为他们不仅是“逃亡者”，在法律定义上更是“叛逃军人”。

1、身份的“炸弹”：为什么他们最难救？
普通的学生被救，内地政府的反应主要是政治抗议；但军警携带情报或武器叛逃，则会被视为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

携带武器： 有记录显示，极个别基层的公安和武警在逃亡至香港码头时，身上还穿着制服，甚至怀揣着54式手枪或冲锋枪。这让接应的黑帮“大飞”哥们大惊失色，因为一旦被截获，这就不再是偷渡，而是火拼。

情报价值： 这些人中，有的是因为在行动中拒绝执行命令而逃亡，有的则带出了内部的机密抓捕文件。对于西方情报机构（如政治部）来说，他们是极具价值的人员。

2、政治部的“超高级别”接待
当黄雀组织者发现救上来的是“带枪的”或者“穿军装的”，他们会立刻启动最高等级的隔离程序：

物理隔绝： 他们不会被安置在普通的教会或村屋安全屋，而是直接被香港警队政治部（SB）接走，送往极度隐秘的羁留中心（如摩星岭的白屋）。

深度审讯： 政治部会联络英国军情五处（MI5）或美国中情局（CIA）的专家，对这些人进行连续数周的甄别和审讯，以确定他们是否是“假投诚”的间谍。

3、消失的军官：那些“不能说”的名字
与学生领袖不同，这些叛逃的军警在获救后，名字几乎从未在媒体上出现过。

身份洗白： 为了他们的安全，也为了不给港英政府惹麻烦，这些人抵港后往往被赋予了全新的身份。

快速转运： 他们通常是第一批被送走的人。由于身份特殊，他们往往不去法国，而是被美国直接接收。美国CIA会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作为交换，他们需要提供关于当时军队内部动向的情报。

4、一个特殊的案例：蔡崇国与他的“战友”
虽然蔡崇国本身是学生，但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在逃亡路径上曾遇到过同情学生的军人。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南方某地，有边防公安人员在明知是黄雀接人的情况下，选择了“枪口抬高一寸”，甚至有人因此被牵连，最后不得不索性跟着一起跳上快艇逃往香港。

最传奇的故事，但是无从考证。持枪叛逃的解放军在大飞上和边防部队在海上发生枪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绝对不能被抓回去，一旦被抓，等待他们的绝对是死刑！

5、结局：最彻底的隐姓埋名
相比于学生领袖后来在海外开记者会、写书，这批叛逃的军警选择了最彻底的消声。

生存现状： 据传，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美军或者CIA，也有人彻底改头换面，在北美的小镇做起了普通的技术工人。

永远的禁忌： 即使在3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不敢联络国内的亲友。因为在内地的法律体系中，他们的罪名（叛国罪）是没有追诉时效限制的。

如果说学生代表了理想的破灭，那么这些穿制服的逃亡者，则代表了体制的裂缝。
他们是‘黄雀’衔回来的最沉重的包裹。他们丢弃了制服、丢弃了配枪、甚至丢弃了姓名，只为在那场风暴中守住一点做人的底线。
他们是黄雀行动中最沉默的注脚，也是那段历史里最危险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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