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塑香港的尝试：一家总部设在意大利的法律机构即将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而真正拍板的是北京
2月10日，Il Foglio报道：
在中国方面的游说以及“由中方承担全部费用”的提议推动下，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即将在香港设立其首个罗马以外的办事机构。
批评者认为，此举并非单纯的法律合作，而是将法律外交重新包装为一种「政治品牌工程」。
它的到来，与北京新近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OMed）几乎同步，而黎智英案也进一步凸显了香港法治环境已发生的深刻转变。

自北京在近六年前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这个曾被视为中国承诺“全球金融与政治控制可以并存”的象征，已被深度纳入内地体系。
拘捕、逮捕和审判逐步发挥作用，营造出中国领导层所期望的恐惧与自我审查氛围。
这个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商业窗口的城市，吸引外籍人士和西方企业，喧闹、多元、相对自由，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重塑。
如今，习近平试图为香港恢复其国际光泽，但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光泽。
而一场带有意大利背景的争议，恰好为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观察北京如何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重写规则与制度。

在罗马一处安静的角落，帕尼斯佩尔纳街上的阿尔多布兰迪尼别墅内，坐落着一个名称并不起眼、却影响力不容小觑的机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该机构一直协助其 65 个成员国（包括美国和中国）推进私法，尤其是跨国商法的现代化与协调。当各国需要示范规则、公约或条约文本时，起草工作往往从 Unidroit 开始。

Unidroit 并非联合国机构，其治理结构也颇具特色。成员国大会由主席主持，通常以简单多数作出决定；而日常实权则掌握在秘书长手中，由其设定议程并任命独立专家审查提案。
自 2018 年起，该职位由西班牙法学教授 伊格纳西奥·蒂拉多（Ignacio Tirado）担任。
近期开始第二任期的他，已成为一项被内部人士形容为“异常积极的机构改造”的主要推动者，即在香港设立 Unidroit 的首个海外联络办事处。

据多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这一构想源自北京。
中方早在 2024 年便开始推动该项目，邀请蒂拉多访问香港，并提出承担新办事处的全部运营成本。
尽管部分成员国提出反对，警告此举可能为一个自 2020 年以来自治不断被掏空的城市提供国际合法性，但在整个 2025 年，Unidroit 高层与香港官员仍保持着密切沟通。

2025 年 7 月，香港律政司司长 林定国 前往罗马，向当地法律界与商界推介他口中“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独特优势”。
同年 12 月 11 日，Unidroit 成员大会批准在香港设立一个“亚太联络办事处”，预计将在数周内正式运作。
据《Il Foglio》掌握的信息，该议题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会议议程的，而多名反对该计划的国家代表并未出席投票。

这一事件也与华盛顿近期对国际组织态度的变化交织在一起。
今年 1 月初，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 66 个国际组织，但 Unidroit 并未列入其中。
知情人士称，这一决定在内部讨论时，已考虑到中国在该机构内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对北京而言，Unidroit 香港办事处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实际运作层面，而更多是一种审美与宣传工程：将一个自治承诺已被瓦解、法治明显削弱的城市，黎智英案正是明证，打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展示窗口。

这一“免费提供香港办事处”的提议，发生在另一项同样耐人寻味的布局之后。去年 5 月，中国宣布成立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IOMed）；该机构于 10 月正式启动，已有 33 个签署方，其中许多国家本就通过“一带一路”与北京保持密切联系。
该组织被包装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平台，但其制度设计明显基于中国偏好的法律与政治假设。蒂拉多本人亦出席了成立仪式。

综合来看，这两项举措构成了一项更宏大的战略：
一方面，让香港在全球精英眼中依然“看起来熟悉”，仍能熟练运用金融与国际法律合作的话语；
另一方面，确保在香港运作的制度，最终反映并服务于北京的优先事项。
在当下的香港，甚至连“国际治理”的制度架构本身，也正在被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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