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彬：《黎智英傳》記載，一名年輕獄警問黎智英為何不離開香港，黎智英回答：「我不能走。否則，我再也無法抬頭做人。無論公正與否，我得承擔自己行動的後果。身為爭取自由的領袖之一，這也是維護香港人尊嚴的方式。此外，若我逃避責任，選擇離開，將給我的孩子樹立極壞的榜樣，（鼓勵他們）遇到困難時只管逃避責任——無異於間接毀了他們。此外當我的同事跟《蘋果日報》仍堅守新聞自由的陣地，我卻臨陣退縮，算是哪門子船長？不，我別無選擇，只能勇敢面對。」

這種「不走」的執拗，或許源於一種原始的生命體驗，書中還原了黎智英的童年——那個在廣州火車站搬運行李的十二歲少年，一位香港旅客給了他一塊吉百利朱古力。那一刻，朱古力的甜味，就是他對「自由」的初次具象化認知。對於小時候的黎智英來說，自由不是Thomas Jefferson《獨立宣言》裡抽象的賦權，而是那一塊朱古力，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選擇權。

這本書名為《Troublemaker》，黎智英一生都在製造麻煩。他創立佐丹奴，將「快時尚」帶入香港；打破香港報業的生態，創辦《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將狗仔隊文化與政治調查報導共冶一爐。他既販賣羶色腥八卦，又推廣海耶克（Hayek）的自由市場經濟學；他既是一個粗口爛舌的「廠佬」，又是一個在獄中手繪耶穌受難像的虔誠教徒。不過，正是這種粗糲的生命力，構成了香港曾經最迷人的部分。

祁福德一書亦披露了黎在獄中的情況，他為一包餅乾引來的蟑螂而煩惱，又在觀察蟑螂與鳥兒的互動中悟出了生命的微觀樂趣；他為了監獄廚房少給了他15克蔬菜而投訴。他讀神學，畫素描，畫十字架上的耶穌，畫聖母瑪利亞。當一個人的肉體被囚禁，但他的精神拒絕屈服於謊言時，他就是自由的。

北京或許以為，將黎關進監獄，就能羞辱他，就能讓「蘋果」爛掉，就能讓這座城市的反對聲音消失，但他們錯了。書中曾引用尼采的話：「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這場牢獄之災，反而完成了黎智英人生的最後一塊拼圖。如果他當初選擇逃離，他可能只是一個流亡的富豪，一個在西方媒體上偶爾發聲的人物。但因為他留下了，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圖騰，讓香港政府處於尷尬的位置。

黎智英展現了一種非凡的勇氣，重新定義了英雄。這種英雄主義，不是荷李活式的衝鋒陷陣，而是在漫長的黑暗中，守住內心的一點光。黎告訴我們：自由不是賜予的，而是需要爭取的；尊嚴不是別人給面子，而是自己掙回來的。

歷史的判詞尚未寫下，只要還有人記得黎智英的故事，有人在某個深夜讀起這本《黎智英傳》，有人心裡懷著那份對自由的渴望，黎智英就沒有輸，香港就沒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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