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已死》
前两天，我想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最新的类案，结果输入关键词，发现2025年的类案少得可怜，检索出来大都是撤诉裁定书，或者是极为简单、几百字的判决书。
曾经被誉为司法阳光工程的平台，如今却像一座空荡的档案馆：门开着，内容却在悄然蒸发。
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感受，是所有法律人共同的感触。
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上线，文书公开数量逐年增加。
2019年更是公开了近2000万的文书，2020年有1800万，2021年也有1600万。
可是到了2024年和2025年，公开文书的数量仅有750万左右。

我始终感谢裁判文书网的诞生，认为它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次跃进性革命。
首先，裁判文书网成为了全民普法的活教材。
它使得冰冷抽象的法条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走入寻常百姓家，公众得以窥见司法运作的逻辑。
裁判文书网的公开，为公众提供了权威、完整的事实依据和法律说理。
这种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法制教育，能够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

裁判文书网也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智能引擎并统一裁判尺度。
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学者而言，裁判文书网是无可替代的工具库。
律师在代理案件时通过检索类案来预判风险；
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参考在先判决，确保同案同判；
学者能从中发掘司法实践的真实逻辑，推动理论与实务的互动。
可以说，裁判文书网它极大的降低了法律工作的信息成本，提升了专业效率、精准度。

裁判文书网也成为倒逼司法公正的无形监督。
文书上网意味着法官的每一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逻辑推理都将接受同行与历史的审视。
这种压力迫使法官更加审慎负责的写每一份文书。
这种来自公开的倒逼机制是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文书数量的锐减并非简单的开倒车，而是多重复杂矛盾交织下的必然调整。

首先，我们国家海量公开文书和隐私保护之间的艰难平衡。
这个困局非常直观。
打官司对当事人而言，尤其是家事纠纷、商业丑闻或者个人不幸，都不是光彩的事。
尽管采取了匿名化处理，也会在高度互联的信息社会，结合特定的案情、时间等要素对号入座，风险依然存在。
近年来，因裁判文书泄露个人信息引发的歧视、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但是，如果为了保护过度而隐去各种信息，又会使文书丧失研究价值，公开意义大打折扣。
所以，如何在保护和公开之前划定合理界限，是亟待解决的技术和伦理难题。

其次，法官不堪重负的现实冲突。
文书上网工作，多数法院最终落在承办人头上。
在案多人少的常态下，法官处理办理日常工作之外，还要承担着额外的文书上网工作的格式调整、敏感信息筛选、去掉隐私等工作。
在结案高峰期，连轴转核心工作都忙活不完，庞大的工作量让其难以兼顾。
司法资源有限，他们只能选择性的公开。

第三，最高法推行培养精品化案例的导向和全面公开文书出现路径分野。
当前，最高法正在大力推行指导案例和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建设，强调发布这种具有典型性、指导性的精品案例。
这也是标志着司法公开的思路从追求数量转重转而注重质量。
政策导向使得公开文书的数量规模要求降低，裁判文书网的价值也慢慢的打折扣。

第四，目前数据安全、数据孤岛的治理挑战严峻。
裁判文书网蕴含着巨大的数据价值，可用于社会研究、法学研究等，但同时它的安全风险也日益剧增。
如何防止数据被恶意爬取、滥用是在信息时代的一个新的挑战。

最后，谈谈我的观点。
我认为司法公开应该迈向更务实、更精细化的新阶段。
首先，要继续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
虽然现在案例库和指导性案例质量很高。
但数量少，而且多是聚焦在重大疑难案件。
而普通百姓关心的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小额借贷等常常被排除在外。
法治的进步不能只靠精品的橱窗，还要需要日常货架的透明。

其次，推行“分层分类”的精细化公开策略。
可依据案件类型、社会影响、法律价值等标准，明确“强制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公开”的界限。
例如，对涉及公共政策、具有普遍法律指导意义的判决，必须全文公开；
对涉及未成年人、家事隐私等特定类型的案件，则严格限制公开范围。

第三，应该设立专职的司法公开岗，将文书公开工作从法官职责中剥离出来。
同时要推广研发脱敏系统，用技术替代人工进行隐私的修正或者替代。

裁判文书网不该“死去”，而应回归初心：不是摆设，而是阳光。
当一份判决因“怕麻烦”而锁进档案柜，被遮蔽的不只是文字，更是法治的光。
愿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那份敢于公开、经得起审视的司法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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