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在第三章“镇压的框架”中指出，中国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压制，并非源于法律缺位，而是源于法律在制度设计、解释与执行层面被系统性地用于政治控制。宗教政策、法律法规与具体案件相互配合，构成一套完整的治理链条：政策确立意识形态方向，法律提供可操作工具，司法与执法则负责将控制落实到具体个人与团体身上。在这一体系中，宗教被持续界定为可能影响国家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对象，而非应当优先保护的基本权利领域。

在习近平治下，“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以法律约束权力，而是通过法律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外观。实际运作中，镇压往往先于立法发生，随后通过修订法律或出台行政规章，为既成事实补充制度依据。2017 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其后大量配套行政法规，使宗教活动全面纳入审批、许可和备案体系之中，行政法规在实践中发挥着围困宗教表达、压缩宗教空间的作用。

在法律文本层面，报告特别强调宗教相关法律的高度模糊性。诸如“非法宗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妨碍制度实施”等概念缺乏明确界定，为执法机关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这种模糊性并非偶然，而是为选择性执法服务，使同样的宗教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政治环境下，被认定为合法、违规或犯罪，从而使法律成为可随时启用的打压工具。

司法程序中，这种工具化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报告指出，在涉及宗教或政治敏感案件时，《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保障经常被系统性架空。律师会见权受到限制，案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公开审理，判决理由与证据缺乏透明度。其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广泛用于宗教人士，实质上构成秘密拘押，使当事人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长期失去法律救济，存在强迫失踪、精神虐待乃至酷刑的风险。

与此同时，刑法罪名的政治化使用成为宗教案件中的常态。报告指出，“寻衅滋事”“非法经营”“诈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频繁用于处理宗教活动。这些罪名本身具有高度弹性，不要求实际暴力行为或明确危害结果，宗教讲道、出版、聚会乃至线上交流本身即可被认定为犯罪，从而使宗教活动整体被等同于违法行为。

在行政层面，宗教中国化通过一系列密集出台的行政法规得以全面推进。互联网宗教信息受到严格许可和内容审查，未经批准的线上讲道、直播和转发被禁止；宗教教职人员被要求明确表态拥护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活动范围和财务运作受到集中管控；宗教教育和人才培养被纳入政治审查体系；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则通过转世审批、教材改写和文化重构受到专项治理；跨境活动与宗教出版物受到严格限制。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一个高密度的行政监管网络，使任何未经批准的宗教实践都面临法律风险。

通过对多起具体案件的分析，报告指出，这些案件并非个别执法偏差，而是制度运行的直接结果。不同宗教背景的案件在定罪逻辑、罪名选择和程序处理上高度相似，显示司法实践已经形成稳定模式，用以震慑和规范整个宗教群体。

在趋势判断上，报告指出，后疫情时代宗教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地域分布持续扩大，打压手段从行政处罚向刑事定罪转变，压制对象从少数民族宗教扩展至所有未被国家完全控制的宗教团体。数字空间成为重点治理领域，微信群、线上聚会和跨境联系被视为高风险活动。与此同时，罚款金额上升、宗教出版物和象征受到限制，法律压制与文化弱化并行推进，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削弱宗教的社会影响力。

报告认为，「宗教中国化」已经通过法律、行政和司法实践，演变为一种长期、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不仅限制宗教活动的自由，更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宗教的性质，使其逐步丧失独立性、公共性和超越性，转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国家稳定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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