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浙江宣传” 刊文点名批判“这些大事和月薪3000的我有什么关系” 这类说法。文章指责此类表达是“阴阳怪气”“带节奏”,认为它们试图撕裂国家宏观发展与个人境遇的联系,并强调“无论月薪多少,国事连着家事”。
在日常的政治结构中,公民被长期要求“去政治化”,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国家治理的主体性」之外,其关键的政治权利长期处于缺席: 无法参与政治决策、无法监督权力、无法提出公共诉求、无法影响公共资源与政策分配…
然而,当国家叙事需要动员时,这些没有被允许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人,又被重新召唤出来,被要求承担“国家利益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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