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后人口恢复方式,当地女性忍痛还原全过程,其中一些方式让人感到咋舌!
1986年9月,在河内旧国会大楼里召开了一场并不起眼的人口学研讨会。与会的法国学者一边翻看数据,一边低声嘟囔:“十年出生两千万?这怎么做到的?”现场几位越南女代表默默交换眼神,没有回答。那一瞬间,把时间轴拽回1975年战火刚熄时的惨淡景象,再对照此刻高耸的出生曲线,反差感扑面而来。
把画面往前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广播还在街头循环播放,胡志明已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独立宣言。四年不到,法国殖民军卷土重来,炮声又在红河平原震响。迪埃纳比占被攻破时,越南北方田地里的青壮年已所剩无几。法国人刚走,美国人立刻补位。从1955年到1975年,枪响整整二十年。官方统计,三十年动荡下去,越南直接损失超过八百万适龄男性,许多村庄甚至只剩老幼与妇女。
兵源枯竭、田地撂荒、工厂机器蒙尘,最棘手的却是人口性别比例的断崖。1975年全国普查,个别省份女比男多出两倍,一些山区县更夸张到三倍。缺兵少将不说,连最基本的劳力接替都成了难题。经济学家在报告上写下“人口红灯”,越共领导层连夜开会,结论只有一句:必须大幅度提升出生数,而且要快。
于是,恢复人口被冠以“最高政治任务”。越南当局先端出惯常做法:提高补贴、减免税赋、降低结婚年龄。女性法定婚龄被定在16岁,农村地区几乎无人质疑。安抚政策没多久就显得力度不足,干部们很快体会到什么叫“硬杠杆”效果有限,接下来登场的是一连串更激进的动作。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半公开的一夫多妻。法律层面并未大胆修订,但在基层,默认与纵容俨然成为潜规则。广义江省35岁的退伍兵潘文勇回乡那天,村干部给他递来一张名单:九个待婚妇女,其中三人已带孩子。按照安排,这九名女子轮流到潘家做饭、过夜;怀孕生子后继续排队。有人忍不住问了句“这算合法吗”,村支书咂咂嘴:“国家需要,别抠字眼。”一句话堵住所有反对声。
与此配套的是愈发高压的舆论风向。“多生一个就是多贡献一枪”,成为报纸最常见的标语。胡志明市一位名叫黎氏莲的护士因拒绝生三胎,被街道办送进“思想巩固班”。培训结束,她仍坚持只要两个孩子,第二天人就被转去老街省边境扫雷——名义上“支援建设”,实则惩戒。两年后,她的护士证被吊销,案由是“消极配合国家人口战略”。
试想一下,当生育直接与政治忠诚绑定,女性选择几乎被抹平。为了“排队备孕”,基层干部要求妇女定期汇报月经周期。澄碧河流域的乡村,公社卫生员每天挨家挨户记录“例假本”,谁的生理期推迟就被提示“抓紧造人”。有些还拉上家长会,当众通报“生育落后户”名单,场面颇为尴尬。
不可否认,激烈手段确实带来立竿见影的数字。1976到1985十年间,越南总人口从四千余万跳到六千二百万,官方公布的妇女平均生育数高达5.3个。财政部那会儿干脆把奖励写进条文:三胎以上补粮票,五胎以上补现款,十胎则授“英雄母亲”称号并颁发终身津贴。很多家庭咬牙冲着津贴去,孩子一个接一个落地,连接生的接生婆都忙到虚脱。
然而,人口数字飙升,牺牲首先落在女性身上。孕期缺乏铁和蛋白质,产后感染又无抗生素保障,死亡率高得吓人。越南红十字会1983年内部统计,因难产死亡的农村妇女是战前的三倍。卫生部官员看完表格直摇头:“农具都砸光了还拼命生,这账怎么算?”
除了肉体折损,还有地位下坠。实行半隐藏式一夫多妻后,女子在家庭中更边缘。新娘被“分配”给退伍老兵的故事在集市口流传,带着苦涩的无奈。永隆省某村出现罕见反抗。21岁阮玉红被强迫嫁给一名上肢残疾退役军人,她父亲不同意,当夜就被带去“接受再教育”,两个月后回家时左眼已失明。事隔多年,阮玉红谈起那段往事,只有一句自嘲:“娘的肚子成了公物。”
时间指针拨到1989年,越南步入“革新开放”初期,经济活络,人口增长却开始压顶。粮食缺口一年比一年大,城区住房紧张,儿科病房常年爆满。国家意识到“人口红利”若无限放大将反噬经济,风向哗啦一声转向。1992年,越南正式颁布《婚姻家族法》修正案,白纸黑字禁止一夫多妻。三年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推出,“两个孩子”成为官方倡导口号。舆论从“多生光荣”瞬间转成“少生优生”,曾经的“英雄母亲”相继被取消补贴,奖章挂墙仅剩纪念意义。
政策急转弯让很多家庭措手不及。那些已生五六个娃的夫妇既丢了津贴,又扛着高昂抚养费。女性依旧是最大受害者,不少人在40岁不到时就因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一身病。法律虽重申男女平等,但基层观念转变远不及文件快捷,许多男人仍对旧日“多妻”心存念想,家暴与弃养现象一度抬头。
走进二十一世纪,越南人口终于跨上一亿台阶,经济也因为庞大劳动力池子得以发力,电子零部件、纺织制鞋抢占全球市场。可若把镜头拉近农村,仍可见老旧的“英雄母亲”证书挂在破木墙上,尘土覆盖。政策一易,荣光即逝,留给这些女人的只有被透支的身体和摇摇晃晃的养老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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