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早在1988年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的身份赴美访学。期间在多个城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等）考察、访问并做田野观察。他用近一年的时间记录了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观察与反思，回国后整理了一本有关美国的重要著作《美国反对美国》，该书于1989年出版，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前瞻性和独特的洞察力。

“美国反对美国”并非指外部的对立，而是指出美国社会内部自身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制度理想与现实运作之间的对立。简言之：“美国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美国内部”。王沪宁认为，美国既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又充满了自我矛盾：一方面，它倡导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它又面临贫富悬殊、种族分裂、社会异化、政治空洞化等问题。他称之为美国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断裂。

他指出，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推动了创造力与经济活力，但也导致社会的分裂、家庭的解体与公共精神的衰退。

“美国的强大来自个人主义，美国的问题也来自个人主义。”

美国制度设计非常精巧（宪政、法治、市场机制），但王沪宁认为它越来越脱离社会价值与公共目标。结果是：政治陷入形式主义；公共政策受利益集团操控；
民众对政治失望而犬儒化。

他观察到，美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但社会弥漫一种“空虚的繁荣”。消费成为信仰，精神生活贫乏，人们陷入对金钱和享乐的追逐，上帝渐渐远离美国人的生活。

王沪宁在书中警告，美国的社会分层、种族矛盾、教育差距正在扩大，这些问题将严重削弱美国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今天中国对美的一系列强硬政策，是否与王沪宁当年的判断有关。王沪宁是中共政坛的不老松，70岁还在为习近平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起初王沪宁并不愿意离开学术界，1995年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二人被海外媒体视为江泽民的“核心幕僚”。吴邦国从上海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而且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当时40岁的王沪宁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做起，在江泽民与王沪宁第一次见面时，江泽民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来北京，这一帮人（指上海帮曾庆红和吴邦国）就要与我闹翻喽。”

据说王沪宁自从上海进入北京，就远离原来的社交圈子，算是孤身一人，既不插手任何工程项目不谋取任何私利，也不插手人事安排不栽培亲信不推荐任何官员，沒有显露向上攀爬的野心，更不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他深知官场险恶以及政治禁忌，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他得到了三朝元老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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