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转载一篇评论文章，题为《DNA数据库与权力的隐秘延伸》，关注内蒙古锡林浩特警方集中采集男性DNA一事。
文章从“技术的权力延伸”“法律的失语”“隐私的再政治化”“效率与权利的冲突”“身体政治的隐忧”等八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背后的社会与法律风险进行了系统分析。

文章指出，人脸识别和指纹录入之后，DNA信息采集意味着治理技术的又一次跃升。但与前者不同，DNA不仅识别“我”，还识别“我们”。它是家族、血统与潜在亲缘的社会档案。一名男性的采样，就可能将整个家系纳入国家监控的半径之内。

评论认为，这种以Y染色体为基础的“家系排查”虽在刑侦领域屡有突破（如白银案、南医大案），却也拓展了公权力在生物层面的边界：从追踪个体到追踪基因共同体，技术的精准同时扩大了权力的范围。
文章批评称，锡林浩特的采样并无法律依据。按照《刑事诉讼法》，DNA采集仅限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与案件直接相关人员。而以“完善公民身份信息”为名的全员采集，显然超越了法律授权。所谓“自愿”采样，在基层行政压力下往往流于形式，“当警察上门、村医随行、干部动员时，自愿还能剩下多少？”

评论进一步指出，技术中立的神话掩盖了权力的不对称。技术的中立性一旦脱离法律监督，就可能成为无边界的权力工具。

文章还提出，“Y库”不仅是侦查手段，更是一种“血缘化治理”的象征。它复活了传统父系社会的宗族逻辑，把“家族”重新带回政治场域。当国家在基因层面标定公民身份，公民就不再仅是基于权利义务的个体，而被重新定义为“某一血脉的一员”。

如果侦查效率成为唯一目标，那么强制安装摄像头、全员基因采样也会让犯罪“无所遁形”。但那样的社会仍值得追求吗？现代法治的意义不在于最大化控制，而在于限制控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破案速度，而在于不因破案而牺牲无辜者的权利。

作者还警示，DNA数据几乎无法“退出”，其时间上的“永久性”意味着一旦入库，信息可能伴随整个家系被长期追踪，而中国尚无明确的立法规定采集程序、使用范围与退出机制。

锡林浩特事件曝光后舆论反响平淡，缺乏广泛的社会讨论。作者指出：“隐私的丧失往往不是剧烈的剥夺，而是缓慢的滑坡，每一次以安全和便利为名的采集，都是一次权力边界的后退。”

评论结语写道，DNA数据库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更是一场权力实验。它让国家在“安全”与“控制”之间不断试探底线，也迫使社会重新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在追求秩序的名义下，我们究竟愿意交出多少属于身体、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谁又能保证，这些数据不会被用在另一个“合法”却危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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