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四通事件发生三周年的纪念日當天，四通创始人万润南先生，一代智者逝世了。他曾对友人说，“哪一天我不发东西了，哪一天我就出问题了”。9月18号，朋友圈再也看不到他的任何动静，哪怕是只言片语。今年胡赵基金会年会上，他的发言思路清晰，声音铿锵有力，转眼之间，万润南先生就抱憾而去。

10年前他重返巴黎，医生就警告过他，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但他泰然处之，锄草、种花、散步、写作，接待友人来宾，与病魔不懈斗争。然而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一个痴爱中国的老人沒有等到重返中国的哪一天。

万润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中国科学院工程师，1984年，投身创建四通公司，其标志性产品“四通打字机”为八十年代万物待复苏的中国带来一场观念革命。

1989年4月15日，因其开明和宽容的作风遭邓小平排斥，于1987年被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名罢免的总书记胡耀邦猝逝，引发广泛同情，北京学生和民众随即自发上街悼念，一场蔓延全国的“八九民运”爆发。

在军队进城，学生面临镇压的关键时刻，万润南的岳父、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昌担心爆发流血冲突，望其亲自介入。万润南先后约见北大、清华等75所高等院校学生领袖商谈撤退，试图劝告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保存民主力量，发展校园民主。

万润南当时的主导性想法是：血要热，骨头要硬，头脑要清醒。他认为与中共要善于斗争，要给政权内部的改革派留有回旋的余地，“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否则只会给强硬派以镇压的口实。在劝告学生无果的情况下，他还促成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希望阻止军队镇压。

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交接之间，军队在北京城大开杀戒，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痛斥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中国陷入恐怖状态，一批学生领袖，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遭到通緝和抓捕。

万润南从此流亡海外。1989年7月，他与严家祺、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共同发表“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同年九月24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严家祺当选主席，吾尔开希副主席，万润南秘书长。次年，万润南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主席。

九十年代中期，红色资本主义路线吸引西方资本涌入，美国奉行“接触”政策，以为长此以往可将共产中国与世界接轨，使之转型为更为开放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海外流人士一直艰辛努力，民运逐渐陷入低潮，万润南也从民运组织淡出。

2014年2月，离开巴黎在美国旅居多年的万润南重返法国，在巴黎南郊“种菜养花，读书码字”，重病在身，仍难以忘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六四25周年之时，北京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家中聚会纪念遭刑拘，万润南对外表示，“举起右手支持反贪，举起左手抗议强权”。
六四三十周年时，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完全看不到希望，中国已经倒退到准文革状态”。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把习近平的那个终身制，不叫皇帝的皇帝，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这个局面一定要扭转过来，起码回到党天下，然后逐步过渡到民天下。”习近平在二十大推翻“党规”，实现第三任，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万润南认为“习近平把中国带入至暗时刻”。

忧思难忘，“六四”始终是他的“心病”，那场伟大的运动遭至那样的结果，对未来有何启示，他苦苦思索，不愿设置任何禁忌。

今年六四前夕，他试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八九民运何以失败？他说回望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思考：当一场本可能引发制度转型的和平行动，最终演变为枪声与流血，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关键性的结构性失误，使得和平与改革的窗口中一夜之间关闭？未来中国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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