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两本书：《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和《思考，快与慢》（后者可视为前者的通俗版）早在1950年代，司马贺（Herbert Simon）就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但大众通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算读《思考，快与慢》也读个似懂非懂。在日常生活和公共政治讨论中，普通人习惯凭直觉判断，意识不到直觉总是出错。 , page 394

推荐两本书：《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和《思考，快与慢》（后者可视为前者的通俗版）

早在1950年代，司马贺（Herbert Simon）就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但大众通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算读《思考，快与慢》也读个似懂非懂。

在日常生活和公共政治讨论中，普通人习惯凭直觉判断，意识不到直觉总是出错。

有学者批评说社交媒体降低了集体智力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巨量单纯依靠直觉判断做出的武断和独断，而且这些言论往往表现得过度自信，但是普通人根本没能力分辨无数充斥认知偏差的论断，结果就被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自己聪明绝顶。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就像是一部针对直觉偏差的医学诊断手册，它从司马贺并不认同（其实是误解）的侧面，论证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不管是接受过科研训练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外行，都一样在直觉判断过程中频繁出错。

有限理性学说和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成了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热门研究课题，事实上，也跨出领域影响了很多其他领域。比如政治哲学可能将被迫系统重构，因为我们先前有关人类理性的假说，在事实上虚构了一个完全靠不住的政治社会。

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非理性世界，还有一个理性缺陷不断放大的世界，这个双重叠加世界危机重重，几乎可以说长期压迫着人类的理性能力。

现代国家至今仍在政治理性设计上摇摆不定（有很多时候还干脆假设政治理性就是经济理性），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存在性危机：

先前的政治哲学传统假想了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国家，同时预设了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并未将非理性和理性能力缺陷纳入到“政体”和“社会体”设计之中。

“社会体”是我正在构思的一个新概念，它应与“政体”一起进行政治重构，否则我们就会看到未来世代不断发生失败国家现象：不但难以克服专制主义危机，还难以克服民主倒退危机。

没有永恒国家，也没有永恒的国家制度，即使自由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制度，假如它无法捍卫自己，假如它自己还发生衰退，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那就是人类的未来。

也许我们的时代与卢梭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现在看卢梭跟后人看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国家制度并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应对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而逐渐形成的。

我相信，未来的国家制度也会在应对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需求的过程中进行调整和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止是政体理性化问题，还有社会体理性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