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社运人士在互相交流过程中，一旦有别国向社运成功国家讨教经验，几乎总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国。”

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前，该国社运人士曾向塞尔维亚同行请教，结果格鲁吉亚人就说：塞尔维亚成功经验不可能移植到格鲁吉亚。

2009年埃及社运人士也向塞尔维亚讨教过，结果埃及人也一口咬定说：塞尔维亚成功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埃及。

结果这两个国家的社会运动都成功了：格鲁吉亚人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在那之前他们都一口咬定不可能和平推翻独裁者。

几乎所有寻求用社会运动来改变现状的专制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声音：在反抗之前，他们觉得自己国家的统治者特别残暴，监控无孔不入，遍地都是秘密警察，和平反抗根本不可能。

埃及社运人士在向塞尔维亚社运专家请教过程中就说你们塞尔维亚不如我们埃及残暴，我们埃及别说公开集会了，就算三个人拉一个群也要遭秘密警察暴打：埃及是不可能推翻穆巴拉克的。

结果呢？埃及人一旦突破了那道心理障碍，就根本不存在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的恐惧心理。最后，不可一世的穆巴拉克还是被推翻了。

我们在研读各国社运历史过程中频繁遇到这种现象，十分有意思。这对于我们的社运人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不要因为一些人张嘴闭嘴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就打退堂鼓。

那些人的观念最多说明他们不是社运参与者，也充当不了社会变革推动者，而社会变革推动者往往是那些最先突破“不可能障碍”的人。

同样，如果社运人士自己也跟着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那就不要指望这样的社运人士有能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非专业人士说什么根本起不到决定作用。

世界各国的社会运动还真是有一帮人像我们这样不断研究和学习他国经验，也不断遭“聪明人”泼冷水，甚至还遭人跳脚大骂。

最终坚持下去的人就会领导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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