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在北京出版社工作，听同事们说起“三家村”的往事，提到邓拓的妻子丁一岚，说她那时候很“左”，拼命和邓拓“划清界限”。这看来是实情。一九九八年六月，也就是邓拓自杀后三十二年，丁一岚接受采访，向记者含泪叙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丁一岚也承认自己当年是“绝对忠诚，非常正统”的。事实上，她的“忠诚”和“正统”确乎不同一般。就在这次采访后的第二天，她还特地打电话向记者解释说，头天自己太激动，担心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请记者好好把一下关。都什么时候了，丁一岚还唯恐“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由此可想当初。

在这次采访中，丁一岚讲到孩子们。她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告诉孩子们父亲的自杀，“我生怕孩子们因为爸爸的死对党不满，对群众不满，再说出什么不满的话来，最后也被逮捕或怎么样”。这是很可理解的。然而她又说：“我要极力保护这些孩子，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教育孩子爱党”————这难道不是象索尔仁尼琴批评的那样，“把幼小者引上邪路”，败坏他们的灵魂吗？

可是回过头想一想，想一想邓拓家人当年承受的巨大压力，想一想我们自己当年的认识水平，我们之中，有几个人有资格责备丁一岚呢？

“三家村”的吴晗不曾被亲人所背弃，他也不曾要亲人和自己“划清界限”；吴晗对女儿吴小彦（六六年时还只是个小学生）说：“彦，你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吴晗的妻子袁震早在六八年即含恨而死。吴小彦的命运也很悲惨，她坚信爸爸是好人，“是最好最好的人”，小小年纪，受尽折磨刺激，还被抓进监狱。最后被逼疯了，自杀身亡。我们在对吴晗的妻女深表敬重的同时，是否也该对邓拓的妻子多一份同情？

就在接受采访后三个月，丁一岚病逝。她的死是否和那次采访有关呢？这并非没有可能。几十年锥心刺骨的伤痛、恐惧、悔恨与屈辱，靠着压抑，靠着麻木，才得以苟活，得以幸存；原以为悲情已经成为过去，不料想一朝触及伤疤，竟引发血流如注，终于夺去脆弱的生命。我就知道不少人，至今仍有时会从恶梦中惊醒，至今仍不敢用口或用笔完整地讲述过去那段经历。

再谈谈邓拓的子女。他们听从党的教导和父母的教诲，努力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虽然他们爱党，党却不爱他们。其实这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他们不再期望被党所爱，也就不必再去做出更多的名为“背叛家庭”，实为背叛人性的荒谬举动。相比之下，某些有幸被党选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样板的人难道不是更不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