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 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朝鲜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坏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地道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三反五反运动已成为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冤魂遍地。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