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道县的杀人行为带有随意性，具体杀了哪个人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背后的逻辑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运动制造“敌人”的必要：不是你来充当“敌人”，就是他来充当“敌人”，“敌人”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没有绝对标准，但是对“敌人”的需要是绝对的，“敌人”是必须要有 的。阿伦特曾经深刻指出：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运动法则，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必须不断制造“敌人”。

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比，“文革”杀人有极大的随意性。纳粹意识形态在界定“敌人”时，有生理和人种的“依据”（不管多么荒唐），因此的确是非常“客观”的，“谁是犹太人”是可以通过科学加以验证的，不取决于杀人者的主观判断，也无关被杀者的所谓“思想”（比如是否已经皈依和效忠法西斯主义。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思想”似乎从来不感兴趣）。而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等，常常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客观标准。《血的神话》写到，道县大屠杀发生后20年，也就是1986年（道县大屠杀集中发生于1967年8月），“处遗工作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简称）的调查表明：大屠杀期间道县破获的七大所谓“反革命组织”，经查均系冤假错案，“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更加荒唐的是，“反革命”的头衔经常是为了杀人而后加的：“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为了杀掉你，不是“四类分子”可以随便追封为“四类分子”，可见，标准何其模糊，划定何其随便，与纳粹的“科学精神”大异其趣。

大家都说自己的依据“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杀人，但尽管如此，“最高指示”没有说到底哪些是该杀的“阶级敌人”。就连什么是“阶级敌人”也是随便定的。这样也就等于没有“阶级敌人”的客观标准。杀人的标准模糊，何人该杀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仅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被杀无数，就是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党员也可以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也有不少被杀（按照成分划分，道县大屠杀4500多名被杀人员中，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按照职业分，国家干部17人，工人34人，党员还有8人）。

另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坏分子”，概念更为模糊。谭合成在写道道县寿雁公社寿福大队文革“杀人风”时写道：该大队共杀4人，其中一个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能够定得上。而“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把何明德归于坏分子，就因为他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

---“文革”时期是如何制造“阶级敌人”的？
作者： 陶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