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69年，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我正在浙西一所鼎鼎有名的中学读初中，一天传来好消息，说是“民主”了，校革委会领导要下来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商量如何给一批“阶级敌人”定性定罪，用那时侯的话来说十分响亮，叫做是“群众专政。”

会议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领导们深入到“红卫兵小将”中
间，不耻下问地虚心听取意见，一般都是领导先介绍处理对象的案情，然后再倾听同学们发言表达意见。

第一个“专政对象”大家都熟悉，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此人罪孽深重，有一回上茅房忘了带厕纸，竟然撕了几页“红宝书”解决问题。为破获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特大恶性案件，领导动用了“群众破案”的高招，全校上千师生不分男女，全都排着队进入茅房仔细“参观”那堆该死的排泄物，以便提供破案线索。正当南方的炎炎夏日，旧式茅厕里的哪股味道自然是可想而知，弄得全校革命师生一个个薰得够呛，许多人几天吃不下饭去。领导介绍完这些大伙早已熟知的案情，便询问起对此人的处理意见。

“枪毙！枪毙！”话音刚落，便听见全班50多条喉咙异口同声地高叫起来。

领导笑了，也许惊讶于大家高度的阶级觉悟，不过立刻就宣传起了“给出路”的政策，说是对阶级敌人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还是要讲党的政策宽大处理。

“无期徒刑。”政策宣讲果然有效，全班同学很快形成了新的意见。

看见大家意见如此一致，领导不好再泼冷水，于是又开始介绍第二个专政对象，此人大家更加熟悉，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据说是在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时侯，便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还一再隐瞒，害得造反派内查外调，费好大的劲才将他揪出来。

“无期徒刑！”红卫兵小将果然铁面无私，对自已老师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领导于是又做工作，说是此人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还是以判有期徒刑为宜。

“50年！”“60年！”领导话还没说完，立刻有人性急地先叫起来。

“对，就50年，60年！”大家伙也争先恐后地叫嚷着。

领导楞了一回才笑起来，说是法律有规定，有期徒刑最高也就20年，压根儿就没有50年60年的期限。这样全班同学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法律上还有这样的规定。不过大家最后还是一致赞成，就判老师有期徒刑20年，一天也不能再减了。

接着第三个，第四个……那天一共征求了对大约20个“阶级敌人”的处理意见，同学们的“民意”全都惊人地一致：除了枪毙就是无期，有期徒刑也没有少于二十年的。大伙几乎是带着玩儿一样的心情，在谈笑之间就轻易决定了这区区二十个人的命运。这也难怪，那时我们都不过15、6岁，全都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里，听着“阶级斗争”的教育长大，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很少看到过其他的电影戏剧。

领导们背着草绿色挎包满意地回去“集中”了，不过这事从此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那些个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全都该关该杀的“阶级敌人”，后来竟然陆陆续续全都落实了政策，有的还当了“还乡团”，又回来执鞭从教，开始在课堂上对我们指指点点地不客气起来了。

所以最近竟然听到有人在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民主”“反腐败”，尊重“民意”的运动，我便会不由地哑然失笑，很想对他们不客气地说一句：“朋友，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所谓民意，也往住是荒诞不经的。那样的民意，实在还是少来一点为好。”

---王晓明：1969，“民意”也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