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被当成接班人秘密培养的十多年时间里，与其说是因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受到青睐，不如说是得益于其鲜明的政治忠诚、务实作风，以及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多次与弊案擦肩而过，死里逃生）。

当我们说务实的时候，许多人想当然以为是经济务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判断。

经济上务实从来不是政治家的本分，政治上务实才是，因为不仅攸关政治生涯存亡，还关系到自身身家性命。

即使在民主国家，经济上务实也绝不是政治家需要首先关心的事情。只有当经济安全危及到政治利益的时候，经济因素才会成为政治家的重要考量，但经济问题並不想当然一定关系到政治利益。

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这完全是两码事。想当然用经济理性来衡量政治理性就是混淆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牺牲经济利益、甚至不顾经济安全也要达到政治目的的历史案例简直不计其数，对于专制国家来说尤其明显：即使国民大批死于贫困、内乱和饥荒，专制者也不见得会因为经济安全让步。

许多人指责习近平上台后经济上不务实、瞎折腾，导致国内经济社会鸡飞狗跳。但是在统治集团看来这反而是政治上务实迫切需要的转变，因为在习近平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共並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改革已经停滞、甚至出现倒退，社会矛盾尖锐也没有解决办法，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还越来越阻碍经济增长。这一切都是在危及中共政权安危。

假如习近平真是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他想必一定会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一边阻挠对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和收入增长，还一边放手镇压民间此起彼伏的维权活动。

但你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对中共政权的忠诚度要大于许多人，包括他以前的竞争者们。但要说他有什么真正信仰未免牵强。

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政府提出了许多抽象的宏大理念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看起来是最不务实的东西，这种做法看起来与他在地方执政的作风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真是政治不务实吗？

习近平政府提出的宏大理念是在尝试強化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机器，因为这台机器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动摇。对于中共来说，意识形态动摇就无异于动摇党国国本。

习近平从上任之初就高调谈论政治安全问题，这说明他是明确意识到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危及政治安全的地步。这种危机並不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而是经济改革无法克服政治缺陷造成的困境。

不仅习近平意识到了政治安全问题需要政治解决，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薄熙来在重庆的极左主义政治路线也同样意识到了政治解决政治安全问题的必要性。尽管薄熙来因为偶然事件被扳倒，我们看见习近平政权与薄熙来在重庆的极左主义路线並沒有本质区别，其内在逻辑反而一脉相承，包括：复苏意识形态崇拜、宣扬斗争精神、反腐败、个人崇拜和以打黑除恶的名义加強社会控制。

这说明在胡锦涛晚期，中共政府第五代领导集体已经在预谋调整国家发展路线了，其原因就是因为察觉到中共政权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和政治不安全。

对于反对中共政府的群体来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对手要比一味揶揄、讽刺、贬低和辱骂更有意义。公众没有这种理性能力，但研究者却不能掉以轻心。

假如你有正常的斗争心态和斗争意志，你不应过度夸大敌人的无能，也不应过度贬低敌人的顽强。不论对于谁来说，中共都是一个棘手的对手，远不是用手指一碰就摧枯拉朽的对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未来要领导社会反抗的新生代群体才更要加強政治学习。你不能政治上表现得孱弱无能，还要说服民众去对抗強大有力的政治对手。

我们还要有一点耐心来培养真正的反抗集体：不仅要有強大的政治素养，还要有相当的理论能力。因为我们的政治对手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还在不断自我強化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