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识王小波，虽然我同他老丈人和丈母娘是几十年的老相识，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妻子李银河。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李银河和林春两个小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二十年过去，看过的名人名文也不少，现在大多记不得了，但是这句话始终还印在我的心里。

王小波唯一与我打过的交道是，大约六七年之前，我收到一本书，叫《王二风流史》，扉页上写着“李慎之老师指正”。我草草看了一遍。觉得文字清新，简练，轻松活泼。内容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黄”。因为是写知青的插队生活的，后来转送给另一个也插过队的知青了(我的女儿尔柔)。我知道这是银河叫他送给我的。

小波逝世的时候，我因为中风躺在外国的医院里；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因为病还没好躺在中国的医院里，零零星星看到一些追悼、评论他的文章，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因为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小波的文章的片段回忆。

小波和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小说家，已经完成并且得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但是，这是我直到几天前才听说过的事，当然谈不上阅读。事实上，我对小波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小波引起我注意的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

譬如，文化大革命，我总以为是当代和以后的中国人绝可以忘记的。倘说文化，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结穴的杰作；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八亿人不斗行吗?”这样的大笑话、大悲剧来。

我总以为中国人倘要在二十一世纪能好好地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已经不敢说“彻底批判”了)。但是近十年来，好像大家已把它淡忘了。只有小波还念念不忘，常在文章里提醒人们。比如他谈到自己“改造思想”的经验： 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变得更阴险，更奸诈„„ “文革”当然已经过去，但是这种说“昧心话”的风气还远远没有根绝，甚至还很流行。

记得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康桥小住，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邀我去座谈。面对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我发觉他们简直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跨世纪人才”啊! 无怪乎小波还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积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真怕即使这样解释了以后，年轻人还是不懂。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所谓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其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中国传统还在发 生作用，无论是权势者还是知识者，老一套又来了，稍稍改了的一点又退回去了。 十年前有许多我有幸引为同道的青年人，现在都“沉潜”了。抛开“下海”的不说，有的转向“学术”，有的转向“功业”，使我有时很感到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对青年人的慨叹。

但是，我渐渐地也“理解”了他们，青年人不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总是要奔一个前程的。然而，特立独行如小波，却使我感到尤其可贵。 九十年代还发生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被称为民族主义，我则以为是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许多人大谈起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来了，犬影吠声，很是耸人听闻。但是，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慧与国学》。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 这两天，因为李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要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

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就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正如鲁迅先生所谓“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然而，这两天看到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不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己、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也为中国。

李慎之
一九九七年八月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中国当代学者、作家。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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