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和他的贝氏家族
事实上，贝聿铭曾考虑过回国，他的父亲阻止了他。

这个一念之间的举动，让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命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贝氏家族是最早一批捐献财产的，银行交出去了，电力、燃油和染料的经营权移交了，在上海法租界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洋房搬空了，狮子林一夜之间遣散32个仆
人，然后也上交了。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逃脱右派的厄运。

贝聿铭的族弟贝重威，因右派入罪判刑22年，发配黑龙江劳教。妹妹贝聿琳想方设法弄了点白糖寄给他。后来，他对大家说，要是没有这白糖，他肯定已经自杀了。

贝聿琳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银行家丈夫尽管自降工资，仍是“历史反革命”，每次参加批斗会回来，贝聿琳就对丈夫说，对你就一个要求，不要死。

他的女婿梁成锦回忆，有一次他从批斗会回家，孩子们看他挂着大牌子，就帮他摘下来，挂牌子的铅丝把他勒出了深紫色的印记。大家都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他自己却“一弯腰从菜篮子里挑了几棵开着黄花的菜芯，又顺手从地上拣了个瓶子，插好了往桌上一摆”，他说：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

不是所有人都有贝聿琳夫妇的坚强意志。

贝聿铭的九姑姑贝娟琳嫁给了吴同文，后者在岳父帮助下成了上海滩新一代颜料大王。贝小姐的嫁妆之一是上海的绿屋，曾经被称为远东第一豪宅——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邬达克。1966年，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在绿屋自杀了。文革结束后，有关单位表示要归还绿屋，贝娟琳拒绝了，她说，就算换了房子，他们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1974年，贝聿铭夫妇跟随美国建筑师协会代表团第一次回到苏州老家。他面对的是“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事后，贝聿铭对同事说：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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