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蒋经国逝世36周年忌日，一个专制统治者主动放弃权力还政于民，才有了台湾的政党轮替，才有了台湾人自由选择政党选择总统的权力，无论台湾人如何看待蒋家父子，但蒋经国在华人世界的历史地位将越来越凸显。台湾人或许还记得，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台湾人每人一票选举“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彷彿是締造歷史的偉人，死後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在俄国集体农场耕过田，做过卫生管理员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过矿工，蒋经国曾经身无分文，还讨过饭。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当过兵，也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还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主编。30多年后，老蒋把国民党大权交给他，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蒋经国不仅没有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情治部门呈上抓捕名单，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理性世所罕见。

蒋经国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经济快速发展，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传记作者漆高儒对蒋经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惟其勤劳简朴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惟其亲兵亲民才有台湾人对他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接近施政才贴近民意，惟其与时俱进才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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