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１９７２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１８０页）说：
“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１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１９６６年７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月17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象，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