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先生（曾當過張聞天的秘書）是中共内的一位相對獨立的歷史學者。他在香港出書（黨史筆記），其中批評了歷史學者高華和王若水，說後者的書中，有關延安整風的觀點有很多問題。當然，不知王若水，高華是中共建政后成長的歷史學者，他不可能像何方那樣親自經歷了延安整風，但李志綏張戎高文謙這些也都沒有經歷過那場運動。西方學者也一樣，寫出中國大饑荒的馮客（Frank Dikötter），本人也沒有在六零年受過飢餓之苦。因此充其量，何老的觀點，也只是一家之言。何方2017年10月在京去世，享年95。現轉來此文，供關心中共史的網友參考---筆者

何方:高华、王若水在延安整风研究中的误区
摘自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第
第二十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下)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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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王若水在延安整风研究中的误区

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除主流党史学外,独立的研究成
果我看到的很少,只读过高华、王若水、杨奎松等人的著作
以及其它一些散篇文章。他们都能另辟蹊径,提出独到见解,给人以启迪。特别是高华和杨奎松,搜集和提供了大量材料,我就从中得益不小,也作了不少引证。我关于延安整风的学习笔记,主要是对主流学说提些不同意见。但最后也想对高、王两位的整风研究代表作提点个人看法,其实是班门弄斧。而且有些意见前面第七篇笔记中已经谈过。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来,主要是为了说明,多年来的宣传教育,连一些有独到见解的著名学者都难免受其影响,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依我的管见,他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出发,即认为延安整风主要是针对王明及其后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且取得了胜利,扫清了苏联影响,实现了独立自主。这说明他们不但没能完全从几十年来关于延安整风的主流宣传和相关资料中“独立”出来,而且带有相当成分的主观臆测。

而有关延安整风有意无意设的误区也着实不少,在谈过
高、王二位的著作后还要谈其中两个主要的误区。

(一)关于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红太阳》是在这样一个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命题下展开
的:“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
为目标的思想和组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
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扫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
拜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从
这一结论出发,再加上情绪化,就使该书对延安整风的脉络
描述难免差之毫厘。这里只举数例。

其一,《红太阳》主要讨论的是毛在党内斗争中“复杂
诡奇的政治谋略”,大量资料都是用来为这一主题服务,使
得许多标题也变成了臆测。谈论颇为详细的《从毛张联盟到毛刘联盟》,不少描述就是出于作者的想象。把 1937 年的 12月会议,说成毛的“让步与等待”,把毛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说成毛的“两面策略”等,同样远离了当年的
事实。至于《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与王明的公开交锋》以及什么“处境尴尬的军方”、“进退失据的周恩来”等标题,也多是虚张声势。延安整风是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包括多数高级干部在内的共同襄举,不能只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炉火纯青”的“政治谋略”。我认为,对延安
整风也适用“一分为二”,其所以在行文中对积极方面着墨
很少,是因为主流党史对此不但已经讲得过多,而且有许多
掩盖和夸张不实之词,需要加以澄清,不是说延安整风就一
无是处。

其二,把党的领导人大多看成了缺乏崇高信仰和广阔胸
怀的争权夺利之徒。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就是勾
心斗角;这个人是那个人的“班底”,那个人是这个人的对
头;几乎看不到什么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同志情谊。书中
说的:“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只有“愤恨”与“嫉恨”,
对张闻天“是出于本能的排斥”,“鄙夷”和“反感”;说任
弼时、陈云、李富春都是毛的“内管家”;项英则是王明的
唯一支持者,等等,都是些没有根据的主观判断。其实,那
时的延安人,总的说来,从上到下都是抱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和历史乐观精神的,即使受到委屈,也并无动摇。这是后来
的事实一再证明了的。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曾陪同和接触
过一批领导人如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看到他们
确实是亲密合作、团结对敌,相处也很融洽。而那时正是才
经过延安整风。

其三,没有完全根据事实臧否历史人物。以对张闻天的
评论为例,多次强调张的地位观念,说他怕王明回国夺取他
的总书记,“本能地”将路线错误和“自己的政治前途”联
系在一起。还说张闻天在六中全会后“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
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
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
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
占党的文宣阵地。”对张闻天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同
意作者的评说。特别是发生在张闻天平反昭雪后,已有大量
史料披露和对他已有公正评价的今天,这些论述着实令人吃
惊。至于把任弼时说成是配合毛“借洋师助剿”王明的“高
级说客”,同样是没什么根据的。须知,任弼时在延安整风
中并不是随便紧跟毛泽东跑的人。胡耀邦就说,“弼时善于
独立思考,不盲从”,在延安时毛为劝说他参加清算“左”
倾路线“写有十封信”,任也“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
法”。单从这两个例子已可看到一斑。

(二)王若水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

王若水是我崇敬的哲学家。他对延安整风的论着我只看
到两篇,一是前面评论过的《整风代替了启蒙》,二是《新
发现的毛泽东》的头两章。单就这两篇而言,对延安整风,
作者在许多问题上还限于人云亦云(主要是长期以来的官方
宣传)加上个人感想的水平。这里只就新出的这本遗作举几
个例子。

对王明的估计大多不合乎史实。如说他在四中全会爬上
了中共的“最高宝座”;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及其
小宗派控制中共,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宠儿”;说彭德怀和
项英都听命于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说
毛泽东编《六大以来》是针对王明的小册子等等,都并非什
么“新发现”,主要还是抄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除高华、王若水两位外,对王明的作用和影响作过高估计的颇为普遍,

下面还须专门一谈。

王若水其它违背史实的判断还很多。如说遵义会议后张
闻天“实际上已不太管事”,就恰恰弄颠倒了。事实是,长
征出发前张闻天已被博古架空,没什么事可管,所以才有可
能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的“三人团”,而当选总书
记后反而真管起全党的事了。这是我在第一篇笔记中就已谈过的。又如说,“抢救运动的刹车,应当归功于周恩来。”这
表明,王若水太不了解延安抢救运动了。如果只凭温济泽和
师哲等人的“回忆”,那抢救就完全是康生搞起来,经毛泽
东发现并制止的。实际上,抢救期间周恩来处境已很困难,
对运动只能旁观,他对干部所写的证明都被置之不理(如我
们前面提到的穆欣)。在抢救中处于旁观地位、实际上失去
发言权的还有张闻天。他一开始就向康生反映,碰了钉子,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才找任弼时谈。对延安抢救真正起刹车作用的首推前述季米特洛夫 1943 年 12 月给毛泽东的信,其次应归功于任弼时,再次是刘少奇。实际情况是,运动也搞不下去了,只好转入内部甄别,停止群众运动。

由于许多事实没弄清,王若水所做出的一些判断也不可
能准确。例如他说,“毛的主要策略,就是以王明为主要对
象,同时尽可能把周恩来牵涉进去。”这也缺乏根据。因为
直到 1943 年上半年,整风都并未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对周
恩来更不是尽可能牵涉进去,他本来就是整风的一个重要目
标。说毛泽东在七大讲儿子胜过老子,“后来居上”“这句话
的时候,恐怕想的是斯大林”。也纯属主观臆测,实际上当
时正处在对斯大林崇拜的高潮中。其它例证就不用多举了。

(三)在王明问题上的误区

中共党史上人为制造的误区很多,长期的公开宣传和真
情保密,使许多假说已得到人们普遍承认。例如包括高华、
王若水在内,都相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
导等。有些问题前面已作了些辨析,这里只就高、王二位在
延安整风研究中陷入的两大误区:对王明的看法和中共同斯
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谈点个人意见。先谈王明。
主流党史学为了强调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王明为代表
的教条主义,所以就要把王明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无限的
拔高和夸张。高、王两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也跟着进入
误区。例如《红太阳》中说王明“四处报告”,被“普遍认
为是天才”,“公认为活马列主义”,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
席不相上下”等等,就多属虚构。1938 年,王明在延安的时
间不多,不可能到处报告和写文章。六中全会后由于政治地
位的下降,他的活动已比其它一些领导人要少,更不能和毛
泽东相提并论。我当时作为抗大的学员和随后的理论教学人员,就从无《红太阳》描述的这种感觉。近年同几十位老延安一再谈起,都认为王明是建国后硬被作为反面教员吹起来的。但影响所及,连舒芜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说,“老
实说,在这(指《论持久战》出版)之前,王明(陈绍禹)
对知识界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这更是天方夜谭了。
延安的知识界绝不会把王明放在毛泽东之上,多数人还是
1938 年后才知道王明这个名字的。就是国统区的知识界,从郭沫若、茅盾等著名文人到多数救亡知青,也不会对两人的情况有如舒芜这样的了解。例如柳亚子早在 1929 年就已把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为中国两列宁。

关于王明,还可再连带谈两个问题。

一是不能说王明 1931 年后一直执行“左”倾冒险路线,
抗战初期又完全执行右倾投降路线。实际上,随着共产国际
策略的逐渐改变,王明在批评博古的某些“左”倾政策,后
来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
等问题上,都走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前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1937 年十二月会议专门通过一项肯定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工作的决定是真诚的,决非虚应故事。因此,国际派
王明、康生、陈云等回来,确实是为了帮助中共,而不是要
改换领导。王明等人回来传达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共
同领导”等策略口号,也是国际精神,并为全党接受。我们
当时唱的歌子中就不但有:“国共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分
裂中国就灭亡”,而且还有:“同志们,请记着:一切经过统
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
段》的报告,仍然是这个精神。至于说“一切经过”,就是
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当然不对,但那是假设问题。同样,
反过来说成是经过我们党,恐怕也不行。关于“共同负责,
共同领导”,《论新阶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统一战
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
认这个事实。”“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
的。”所以要“号召全国,全体一致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
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其它与此相反的事后说法,
恐怕不能算数。如果闭着眼睛讲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但不
策略,也不合乎事实。否则抗日战争就不是起于卢沟桥事变,而应始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了。

二是关于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并非一些人说的那样
从一开始就是乌眼鸡。两人在延安之前从未谋面,更谈不上
个人恩怨。《红太阳》中说的“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那
是把任弼时三十年代初的话安到了 1928 年王明的头上。李维汉就说,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没听王明说过毛主席搞右倾机会主义。相反,正像《红太阳》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描述的,王明对毛泽东倒是大力宣传和尽量支持
的。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他对王明回国的
热烈欢迎,据当时在场并和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的一些老同志
讲,确实是真诚的。后来两人在政策和组织上(王明和长江
局不尊重中央)发生分歧,毛泽东当然生气,但对王明仍持
争取和谅解态度。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不少人批评王明,毛泽东还为他讲了情,要大家“原谅之”。政策上的
分歧也不是王明一个人的事,在他回国前的洛川会议上就已
发生。王明后来只是更加深了这些分歧。在和长江局的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可能甚于对王明。何况六中全会上王明即已明确表态尊毛泽东为领袖,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第一个出来号召“学习毛泽东”和封毛为“伟大的理论家”。

作为整风讯号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人
当时就都知道是针对张闻天的,并不是王若水说的,当着面
“剥夺王明的最后资本即‘言必称希腊’”。直到 1943 年政
治局九月会议第一阶段,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都没有以王
明为主要对象,只着重批他抗战初期的右倾。导致王明问题
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是他不但不检讨,反而乘机(季
米特洛夫 1941 年 10 月初对中共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反
攻倒算,批判毛泽东的政策太左,还进行一些私下活动。这
就惹怒了毛泽东,也招致大家的公愤,于是王明就终于升为
整风的主要对象。后来他虽然也作点检讨,希图蒙混过去,
无奈毛泽东、刘少奇等却抓住不放,直到建国后的三中全会
还做出要他检讨交代的专门决定。他可能觉得实在不好混,
就以治病为由去苏联常住了。

(四)在延安整风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系上的误区

毛泽东说的延安整风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是批
判他们的教条主义和乱干涉的错误。其实这如同他常说的遵义会议上不提政治问题是他的三打祝家庄之计、有关斯大林的两篇文章是违心之作、长期不提王明路线是等待大家觉悟等一样,也是事后的话,并不是当时实际情况。乔木胡绳学派按此路数写党史,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高华、王若水两位由于不知实情,比他们走得更远。高华说,延安整风是为肃清斯大林的代理人,也的确扫清了对苏联多年崇拜的情结。王若水也竟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共,国际解散后王明的后台只剩下了斯大林。这实在都是些不合事实的话。关于延安整风中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和反对,而且还被用作整风的主要武器,这是前面已多次讲过的。事实和高华说的正好相反。经过整风,熟读了《联共党史》,人们大为增加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和对苏联的景仰,把学苏联定为奋斗目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绝非普遍喊的空话。至于王若水所说,就更加离谱了。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历来就直接受其控制。连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也是国际指定的(王稼祥的传达报告等于任命书)。这是毛泽东也承认的。他一再说六中全会是个关键,没有六中全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指此而言。说王明的后台有两个,更加不通。怎么能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分开呢?而且也很难说斯大林和国际是王明的后台。因为他们支持的是毛泽东,且对王明的印象不好,认为王明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斯大林早先还怀疑他是个“挑衅者”)、缺乏工作经验等,并告诫他不要争权。这是整风开始时任弼时、王稼祥就在会上揭发了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即从后来对王明的批判看,毛也没有完全投鼠忌器,像一些人说的那样顾虑王明和国际的关系。当年的实际情况和主观认识,同人们多年后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把整风说成是整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摆脱他
们的束缚(党史书上定义为破除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
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也被列为形成毛泽东思想重点之一的独
立自主的表现),不但与整风的实际不相符合,而且也无法
解释整风后十多年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在共产国际解散
后,我们仍坚持经常向斯大林和苏共作详细的汇报与具体的
请示。这只要看一下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
电报全文就会明白。不仅如此,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 1947
年和 1948 年,毛泽东曾一再要求秘密访苏,单 1948 年 4—9
月,就有五次电报恳求访苏,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当面汇报
请示,但均被斯大林婉拒。直到 1948 年 9 月还提出,“务必
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共中央和大老板(斯大林)亲自汇
报„„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最后导致米高扬访问西柏
坡。不仅中国党要向苏共和斯大林请示,而且斯大林的指示
(对方称“建议”)我们也一定执行。例如成立政府、抗美
援朝、制定宪法、出版《毛选》等,就都是在斯大林建议下
实现的,其中建国和制宪还经过再三督催。1949 年 6 月刘少
奇率团访苏,7 月 4 日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一份报告,
在谈到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
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
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
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
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
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
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尽管斯大林不同
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
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

在这之前几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
出“一边倒”。后人把这只归结为新中国的一项外交政策,
恐怕多出于误会。从深层次看,“一边倒”实际上锁定的是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只要读完全文,特别是联系此后多年
的实践,就会理解。文章提的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倒向
苏联。后面还特别点出,“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已经建
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
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建国后,从经
济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经请示并得到斯大林同意后实行
的,开始的五年计划制订就更典型了)、政治体制(人民代
表会制实为苏维埃的中国化,更不用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了)
到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特别是宣传教育,如院系调整等),
几乎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向
苏联学习的高潮,并且很快实现了“全盘苏化”。在那种情
况下,谁敢说不满和反对苏联、斯大林的话,就可能被打成
反苏反共反革命。我在解放战争中的警卫员赵守先(现为辽
阳县离休干部),因为说日本投降后苏联在东北表现的“坏
话”,1957 年被打成了右派。不仅政治上如此,教育科研也
得以苏为师。1955 年胡先骕由于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
评李森科(斯大林欣赏的“生物学家”),结果被扣上了反苏
反共的帽子,未卖出的著作全部销毁。外交上就更不用说了。
抗战期间,我们在国际共运中率先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骂英国首相张伯伦是全世界的反动头子;后来又支持苏日中
立条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不解与不满。建国后在对南斯拉
夫的态度上,仍跟着苏联翻烧饼。(但在二战期间,我们却
是非常赞扬铁托的。据友人也是老延安的曾彦修考证,“解
放区”、“解放军”就是从南斯拉夫学来的。)苏联先说南变
修了,我们不但跟着猛烈批判,还对它的承认新中国长期不
予置理。后来赫鲁晓夫说南共没变修,于是中南建立了外交
关系,南成为中国的兄弟国家。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一度
恶化,我们则走得更远,直到 1963 年 9 月 26 日还发表了“九
评”中的“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大骂铁托叛徒集团。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南关系又言归
于好。这已是后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主流党史学,说延安整风是摆脱斯
大林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批判斯大林、
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王明的,经过整风中共已走上了完全独
立自主的道路,显然是个误区。而高华和王若水关于延安整
风的研究也显然陷进了这个误区,由此出发观察问题和做出
判断,只能误入歧途。他们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对中共党
史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也确实存在着不足,这里只是
随便点到,深谈太费篇幅。我的这些议论也是一家言,还求
作者和读者指正。

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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