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传递了什么信号？许多人不以为然，觉得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斗群众运动搞不起来，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早已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但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都会被执行者超想像发挥，一场波及全民的政治运动应该是躲不过去了。参加会见的是所有掌握刀把子的重要人物，蔡奇、李希、陈文清、王小洪、吴政隆、张军、应勇等等。蔡奇在党内拥有的实权仅次于习近平，李希是中纪委书记，陈文清是政法委书记，王小洪身肩数职，吴政隆是国务院秘书长，张军是最高院院长，应勇是最高检检察长，如此强大的阵容，不可能是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见。

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这是时隔五十年后，又一次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作出充分肯定。习近平说，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 就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现在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更早在2003年，习近平在浙江时就曾大力推广“枫桥经验”。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2023年3月，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杭州亚运会期间，习近平专程前往枫桥博物馆视察，充分肯定“枫桥经验”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所谓“枫桥经验”，最早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治理经验。1959年10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 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为此做出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产生的“枫桥经验”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即“包夹改造五 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1963年11月，毛泽东批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做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至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有2000多万五类分子按“枫桥经验”接受了“包夹改造”，沦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枫桥经验”的主要特点是由原先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阶级斗争的对象，转为实行群众专政。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极大发挥，大批基层干部和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