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媒姓党”，“不得妄议中央”是这些年泛滥成灾的政治术语，也是中共严控新闻禁锢思想言论的真实写照，当媒体沦为喉舌和工具，大凡公开监督批评中共以及领导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或定罪入狱或遭监禁或被禁言，许多人常常想起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曾经说过的话：“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朱厚泽可以称之为中共的异类，1931年出生于贵州织金，1949年加入中共，曾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并在52岁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年，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也就是宽厚、宽容和宽松，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对此，朱厚泽曾解释说，三个“宽”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朱厚泽并没有满足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在晚年日趋成熟，对中共的认识更加深刻。比如他对“党文化”的剖析就很独到。他认为“党文化”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党文化”“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朱厚泽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对于“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撕下了伪装：“既不‘社会’也不‘民主’。”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朱厚泽后来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一番说明：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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