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说：

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很不满，既有官僚体系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共产党官僚体制弊病看不惯。

这些不满与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这反映在《告全国人民书》中的措辞包含的对百姓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痛恨。

如果没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和拥护。文革的动乱当然是可怕的，所以无论是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在中国都是悲剧性的。

70年代末，中国又把官僚体制延伸但社会的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那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黄金时代。

对付官僚特权和腐败，二十世纪至少提供了四种可能的方法：

一、军人当政。特别是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美，发生过多起由军人、尤其是少壮军人的干政。理由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可是看看军人当政的国家，他们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的办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论，但他确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直到文革初，毛才认为找到了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办法，所以他才把文革称为比巴黎公社更大的革命。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暴雨般的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你看看文革的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稀巴烂，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全面混乱，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那就是最高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否则暴民运动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

三、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多年来，中国高层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规模。新加坡500多万人，香港700多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面积太大，地区差异更大，改革很难真正有效。

四、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随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勢力更加腐败，把印尼经济搞垮了。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的，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几百个部落。但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抑制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在官僚集团控制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尼的进步鼓舞人心。

所以，把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可以把话题聚焦到一个基本思路上。过去几十年，是中国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几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几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细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期，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诉求，越来越被边缘化，根本制衡不了。

于是，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情绪越浓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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