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Factory Girls），作者是WSJ前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她是《寻路中国》作者何伟的夫人。这对美国夫妻撑起了中国非虚构叙事的一片天。本书目前暂无中文版。

《工厂女孩》的亮点有：1、作者为写此书从WSJ辞职，用了三年扎根东莞，与工厂女孩交朋友，肝胆相照。2、观察视角是人道主义的、代入式的、平等的，书中流露出的悲悯情怀让人时时仰天长叹。3、英文简明，只用了不到3000常用词汇，但不失鲜活与色彩。

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讲述工厂女孩的故事，而在于教会读者如何观察中国，思考当下，如何摆脱那些标签式的陈词滥调，比如“农民工”这个称呼。在中国打工的的年轻人，并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也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工作，所以叫他们农民工是不确切的。

在工厂里交一个朋友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的流动性太高，还因为交友代价太大，留宿朋友被抓住要罚10元，请假一天接送朋友要罚款100元。在东莞一个人让自己断掉联系是很容易的事。

进工厂易，出工厂难。厂方会扣押两个月的工资，辞职的代价是你拿不到两个月基本的生活费用。所以，很多人发现，这是一个进来就很难出去的地方。不过对于农村女孩来说，走出家门来到工厂，才是最艰难的一步，其余都算不上困难。

城市里的移民是农村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父辈更有冒险精神。但是在城市里他们被官方称为“流动人口”，暗示着他们一群漫无目的游民，而事实上，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工。

当作者遇到工厂女孩敏的时候，她已经从车间工人升为文员.敏的命运发生了小小的改变，因为她写的一笔好字。在中国，好看的书法意味着良好的教育、聪慧富有调理，因此她意外地被录用为文员，从生产线把自己解放出来。张彤禾还担心这女孩会不会就此安顿下来，生活从此波澜不惊，再也无法给这本书提供故事了。事实证明，她担心多余了。在东莞，在城市，在工厂，没有一个人可以安顿。

这本书会让中国那些从事非虚构写作、纪实写作、田野调查的作者们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他们还有羞耻之心的话。非虚构写作，不是访谈的累积，不是口述的速记，而是把主人公的故事、时代大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情感精力联系在一起，裁剪出一个巧妙震撼的大特写。

作者从广州火车站写起，带我们乘上汗味弥漫的大巴，到达工厂林立的东莞，她带我们走上东莞的街道，她说：看看这些没有红绿灯的10车道，这座城市，是给机器修的，不是给人建的。夜深了，工厂里还是灯火通明，每一家都在加班。这是机器人的国度，没有记忆之城。

张彤禾看够了一系列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她想写点别的，这些工厂女孩是怎么看待她们自己的。

东莞是中国的极端代表，物质主义，环境破坏，腐败，交通，污染，噪音，妓女，胡乱驾驶，短视思维，压力……身为女人，作者更理解这些工厂女孩。

工艺也许会越来越复杂，但劳动只会同样地重复和机械。看了这本书，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富士康员工会跳楼。这种绝望和孤独在工厂里遍地都是，不过大部分工人选择坚强或者麻木。

在东莞一些大工厂里，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医院，有的医院有150名雇员，知道為什麼吗？这个工厂有专门的维修车间是一个道理，还有比自费、自愈、自理能力这么强的人更好的机器吗？

张彤禾参观了东莞博物馆，感触是：中国的博物馆真是一个纠结的地方。古代历史是辉煌的，但又是封建和落后的。外来文明是先进的，但列强是侵略者，激起了英勇中国人民的反抗。只有1949年中国才站起来了，但有几个年头又是不能提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那年春夏之交。所以博物馆就成了一个任意涂抹历史的涂鸦馆。除了石头，一切都是人造的。人造的鸭子浮在人造的水上，嘎嘎嘎噶的叫声循环播放。

书里讲述了一个女强人春明的故事。她对自己要求甚严，每天还有记日记的习惯，她自学电脑，后来终于跨越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凛然界限，成为工厂里的白领。但她并不满足，一跃进入另一个更惊险刺激的行业：传销。作为上线，她成了成功楷模，直到一天，组织被朱镕基取缔。

看这本书我忽然明白了两点：1、不存在所谓农民工，他们也是从小就上学，一毕业就进入工业生产，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历。2、工厂女孩没有故乡，她们父母家并不是自己的家，她们注定要嫁人，去往无主之地。

传销特适合中国，这个传统道德土崩瓦解，人们只相信硬邦邦的丛林法则–谁也别信，快点挣钱。

东莞的人才市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地方，这是一座不会同情、没有原谅的城市。

中国人為什麼这么重视身高，因为在物质贫乏年代，人高马大是生活不错、携带优秀基因的标志，所以这个风俗延续了下来。

工人们为了手机省点花费，不停地换套餐，换号码，这是东莞短视思维的体现，为了省几分钱，把与人的关系掐断。

在东莞的工厂里，等级森严，有的大厂，管理层有13级，这是为了为了多设一些台阶，让员工有上升的空间和动力。

几乎每个工厂女孩都受到农村老家父母的遥控：“往家寄钱，别交男朋友，快点结婚，赶紧回家。”这是回荡在云层的天条诫命。

把打工女孩的故事和自己的家庭经历结合在一起。张彤禾认为，家不是一块地，家是一个故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能找到归属感的那些人。

由于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张彤禾看中国更透彻。他总结在中国做生意的关键：永远别做计划，永远别关手机，永远不要守时。

城市中的新移民很快学会了对付父母的办法：他们不从，他们抗争，他们撒谎。

如果说国立教育与生存技能毫无关系，那么商业化的教育在城中却欣欣向荣。

工厂女孩》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用美国记者的眼光，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作者张彤禾跟随书中的女主角敏一起过年回家，目睹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未变的风俗。那种封闭、落后、蒙昧与孤独，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记录成文。

敏的家乡是湖北农村，她姐姐过年即将带男朋友回家。村里人见了就问：“小伙子是哪里的？”一听说是“湖南”，谈话就死在那儿了。当地人认为女儿跨省远嫁，父母将老无所依，所以都不赞成。又不明说，只有沉默。

农村人极其节省，电器很少用，吃饭经常在黑灯瞎火里进行。冬天奇冷，唯一温暖的办法是捧着一杯热水，边喝边暖手。那些倾情投入看电视的孩子们，也要不是站起来，跺跺冻麻了的脚。

根据张彤禾的观察，农村来的人从来不习惯说“你好，再见，谢谢”之类的话，大家见面更多地是冷漠相对。中国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来的，都连跟陌生人握手这么简单的社交行为都做不好。原生态的中国人重视理解，但与人交往的时候又显得粗鲁。

在农村人的生活中，电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整天盯着这个破盒子。它是农村生活的焦点。孩子们整天坐在电视边，如果你到邻居家串门，他们通常会把电视跟前的位子让给你。电视上千篇一律是清朝断案的戏。 敏千里迢迢回家，她的妹妹在看电视，望了她一眼，没打招呼，继续看电视。敏的姐姐因为男朋友跟母亲吵架，她父亲一言不发，一直在看电视。我作证，这一幕太中国了！

敏的姐姐带男朋友回家，初次与敏的父亲见面，小伙子像鸭子一样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叔叔”，然后递过去一支烟。这就是全部，没有介绍，没有对话，只是香烟－－这种中国男人世界中的通用的交流工具。

张彤禾观察的中国农村人，都不怎么在乎别人。因为他们习惯扎堆，所以习惯了忽略他人。天还没亮，敏的父母就起床，用正常的嗓门说话，好像已经是下午茶的时间一样。

打工者因为揣着钱喝礼物回到农村老家，因而可以享有较高的权威。他们展示新手机新衣服，比较各自的工作条件，他们是活跃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的父母因为穷而失去了话语权，只能唠叨孩子的收入和逼婚。

张彤禾说，在敏的村庄里，最难过的是全都是集体生活，没有人有独处的时间。她想看会儿书，孩子们马上很担心地一个接一个过来拉她去看电视。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打工者刚一进程觉得很孤独，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珍视在城市里获得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再也离不开它。 fro

没人知道这种传统还有什么意义，但大家都依然照着做。

当车窗外东莞工厂越来越近，工厂女孩说：“老家是挺好的，但不能呆很长时间。”

春明是工厂女孩一书中另一个女主角，她的人生跌宕起伏，每一步都像坐过山车。她被骗到发廊，惊险逃脱，刻苦学习文秘、演讲和广东话，后来成为工厂白领。她又去做传销，赚到了钱，但投资做建材又赔本了。她后来重新踏入传销行列，自己被骗。

作者张彤禾陪同春明去讨薪，她们花了一天时间跑劳动仲裁部门，见证了中国公务员阶层的懒惰推诿低效率。在一个全世界都在忙不停的时代，中国的公务员依然享受2小时的午休和午睡。

在美国一个父亲的权威不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则不同，赚了钱的儿女拥有更大话语权。敏可以否决她农村父亲的投资计划，是寄回家的1万元钱给了她这么大的权力。

张彤禾也观摩了几次传销演说，她发现跟美国的传福音很像。只不过有一个不同，信耶稣无论多晚都能得救，按照传销者的游说，传销如果加入完了，赚钱的机会就没有了。

城市打工者无论成功与失败，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返回他们的故乡。他们有的回家结婚，然后夫妻重新回到城市里。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石，把农村的精英们吸走，只剩下老弱病残，维持着奄奄一息的农业。

《工厂女孩》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打工女孩的非虚构类作品，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慕，从枯燥的流水线，到济济一堂的夜校，从自由的城市到封闭的乡村，从夜总会到传销点，从无情的人才市场到白热化的生意场，在这里，读懂中国。

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作者把自己家族史插入书中，与整本书的主题不合，跟工厂女孩的故事比起来，是水和油的关系。如果当初写书的时候，把家族史部分精简舍弃，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