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看到的不是政治，而是医患的死亡，是不公不义，是一些人被压迫，在受苦。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下，仅仅持守良心的自由，保持了独立的头脑，已经很难做到。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或剥夺其发言权，然后通过逆向淘汰的作用，把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把最能左右逢源地人，提拔起来。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常用的手段就是压迫，它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措施是什么，因为一旦提到解决措施，就是涉及官员、领导干部的个人私利，他们坚决不会以破坏自己的个人私利为代价去解决这样的事情，所以作恶一直在延续。但是你如果对这些官员或领导这样去说，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并且，专制管理与技术垄断的结合，会赋予专制管理内在具有的，相比开放社会的优势。技术手段是专制管理手中的有效工具，但它们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技术并没有给武汉市第四医院带来更多的开明开放，也没有带来公平和正义，而是相反——更精密的社会控制。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容易用放纵欲望的“变富裕”“数字增长GDP”来刺激医院发展，尤其是这种愚蠢出现在某个掌握公共安全的权贵或领导身上，它们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会不可避免地作用到医务人员和患者的人身上。无论是医务人员被伤害，还是患者被死亡，都是那些所谓英明、特别有能力的少数人，通过掌握制造严重愚蠢的权力，让那些最无助、最弱势的社会成员，为严重愚蠢付出最高昂的代价。普通医务人员和患者不是没有强烈的维权意识，但就算他们去抗争，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诉求？屡屡发生愚蠢的真正原因是制度上的。所以，权力制衡的机制越完善、不因说话而恐惧、民意越能通过法治程序发挥影响力，就越不可能出现因为制度而产生的大规模严重愚蠢。如果回避根本的制度问题讨论这些医疗改革相关的愚蠢，那只会成为另一种严重的愚蠢。

如果按数据说话，医疗行业早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医患冲突，医医冲突层出不穷。如果按数据说话，丁祥武早就应该作为常务副院长代替李荣春。在一个以钱为本的医院，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用所谓“数据说话”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大行其道。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医院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医患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根源之一。任何一个医患，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患者不讲道德就是医闹甚至伤医，医务人员不讲道德就是继续跟随领导或保护伞（医疗系统的薄周徐郭苏令孙）作恶。

主说，若不悔改，必将灭亡。但是，像丁祥武等这样邪恶的人仍然有一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也许和某些高高在上领导的宿命相一致。

党委书记：袁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