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員生書跟雷光漢書之比較

讀過雷光漢的《蘇聯流亡記》。高華說這是本奇書。高華為雷光漢的回憶錄所寫的書評中，還提到了馬員生所寫的《旅蘇紀事》一書。馬書頭一次聽説，好奇心驅使下，找來一讀。（群衆出版社 87年版内部發行，網上有電子版）

兩本書讀畢，總的來説，馬書不如雷書，讀起來那麽驚心動魄。主要原因可能是雷是北大歷史系文科生，文筆和筆下人物和事件，讀起來更爲生動一些，而馬是河南書生政治活動人士，更偏重政治。

其次，兩人所寫和論述的年代不同。馬是1906年生人，雷出生于1935年。兩人年齡差了一輩。在蘇聯的停留階段不同。馬員生是二十年代中後期就被中共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是最早那批布爾什維克之一，資格可謂很老。

後來有人評論說，論資歷資格能力，若他回到中國參加了中共革命僥幸不死，“解放”后有可能是國級幹部，而雷光漢是五十年代北大學生，政治運動犧牲品，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受害人，被迫越過霍爾果斯界河進入蘇聯中亞哈薩克斯坦的。

馬員生原準備學成歸國“報效黨、國家還有人民”，但後來“誤入歧途”，成了“托派”，數次被捕入獄，發配邊疆，淪爲西伯利亞社會底層，輾轉流離，陰差陽錯，在那裏（主要是俄羅斯中部和西伯利亞東部幾個地區）停留了三十年（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到1955年，才囘到中國。

雷光漢則是逃亡政治迫害進入蘇聯后，一直在中亞幾個共和國居住和生活，接觸的都是底層各種人士，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年代跨度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馬的生活軌道，主要是圍繞蘇聯工廠展開。而雷的生活範圍，則主要在集體農莊/勞改單位。當然，工廠和農村，馬和雷都涉及到。馬也在蘇聯農村呆過，那是非常艱難困苦的年代。而雷也在蘇聯工廠幹過。他們都告訴讀者：蘇聯工程師廠長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別是多少。

他們兩人，都對蘇聯的工廠，農村和當時的各種城鎮和勞改單位的政治經濟狀況，百姓和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況，有著相當深入和細緻的描述。

兩人都在艱苦的歲月中，輾轉遷徙，顛沛流離，飽受虱子臭蟲的襲擾或血洗，也都經過過西伯利亞刺骨寒風和冰雪的嚴峻考驗。可謂九死一生。

兩人都受到克格勃的“青睞”，希望他們能幫助克格勃完成一些任務，當綫民，不管主觀客觀原因，他倆也都有意無意短期這樣照做了。在人屋簷下豈能不低頭。

兩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雷光漢的世界觀，基本還是盲目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很多論述，在邏輯上無法自洽。而馬員生沒有這個問題。他雖然是“托派”，但其觀點、基本論述和其書整個風格，還是一以貫之，可以自圓其説。

簡言之，倆人身份地位不同，雷更强調“生活”，馬更注重“工作”。雷多是“實踐”，馬主談“理論”。

相比之下，馬的留學和後來流放經歷，要比雷的“流竄”生活，更有史學和政治價值。馬著重上層建築，雷著眼經濟基礎。兩者的思想深度和理論體系和價值觀不同。

雷潤到蘇聯，主要鬥爭對象是當局特別是主管他的克格勃。馬的鬥爭對象，則是在中共歷史上赫赫有名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雷同蘇聯當局“鬥爭”了幾十年。馬僅僅“對抗”了一兩年，僅僅是思想而已，沒有絲毫行動/為。

若雷光漢如今仍然健在，應該九十出頭了。有網友說，他已經在哈薩克斯坦或中亞某地去世，但我詢問了推特機器人，卻被告知，沒有他去世的消息和報道。

而馬員生，在1977年就去世了。他走得也很突然，那天他下班路上，被一個騎著自行車的農民給撞翻在地，腦部着地，受到重創，送醫不治。

劉仁靜，則是88年在清晨五點去公園晨練過新街口外大街馬路期間，被北京22路公汽撞倒后死在了北京軍區262醫院。

冥冥中感到，托派分子都不得好死？
主席教導我們：托派也是人
無論如何，兩位老人千古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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