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
在卞校长被打死之后，8月下旬，有一名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红卫兵说她是“流氓”。我没有能单独给这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写一个单篇，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在1966年，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在 旧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人。三个月后，形势有了些变化。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到学校来控诉他们的小妹妹被打死。我在校园里看到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肥大宽松，是淳朴憨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小妹妹十分哀痛。

我记得曾经把她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我当“知识青年”下乡了，我父母也随即下放了。我留在家里的笔记本之类，都丢失了。

2000年我写完“卞仲耘”一章的时候（有两万字长），我以为我能很快找到小服务员的名字。当时全校有一千六百名学生，一定有人记得。那些家一直在北京的同学，可能还会存有当年的资料。可是，十多年里却一直没有能找到。有一位同学说，玉华台饭馆已经从西单搬去“五洲大饭店”附近了。她去了那里询问，但是那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另一位同学去了饮食公司询问，因为饭馆都归饮食公司管。但是公司说他们没有她的记录。

我觉得特别抱歉。一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被打死了，还被忘记了。

2017年，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叫关雅琴。

我很受感动。这位老师记得她的名字，尽管51年过去了。

关雅琴遭遇了什么？

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卫兵叫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

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

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后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园里，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卞仲耘和关雅琴。卞仲耘是校长，五十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关雅琴是饭馆服务员，十八岁。他们本无关联，但是都不幸成为文革对象，都未经审判，都被红卫兵打死。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道关雅琴的被害日期和其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