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数字安乐堂”】近日重读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安乐堂》，除了再次感叹明代宫廷权力斗争的血腥与野蛮，也注意到三十年前读时未曾留意的细节：明太祖朱元璋为防藩王染指皇太孙的天下，定下铁律，严禁诸王之间的“非组织活动”：不准私下往来，甚至不得擅自出城；而靠抢夺亲侄天下上位的明成祖朱棣，由于深刻了解篡权路径，对藩王的防范更是到了近乎神经质的程度——既削夺兵权，还禁止日常游猎，以层层监控将宗室兄弟变成被圈养的“活死人”。

历史的幽灵并未远去。今日中共政坛高层的“严禁非组织活动”、“反对团团伙伙”，并非习近平的发明，但被其所完善，充分展现古老帝王术在现代极权体制中的回光返照，是独裁者恐惧政治的数字化升级。

这种对高官结社的极端焦虑，折射出最高统治者深层的“朱棣式恐惧”。在一个定于一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中，任何未经核心许可的私下交往，都可能被视为潜在阴谋。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习近平将明代的藩王禁锢全面升级为以科技为主体、以人力为补充的全景式监控体系：高科技天网覆盖空间，大数据分析渗入生活，而贴身服务人员则成为隐形的东厂西厂。

今日的中共高层，无论退休元老还是在职常委、部长，都生活在一个“透明安乐堂”中。如果说手机定位、微信审查、舆情算法与海量数据库构成了无形的电子镣铐，那么警卫、司机、秘书、厨师与服务人员，则是贴身的“番役”。

在中央警卫局和特勤局和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这些身边人直接向最高层负责。他们的首要任务名为“保卫首长安全”，实则是“确保首长透明”。高官的言行举止、精神状态、交往偏好，甚至餐桌闲谈，都通过这条密不透风的垂直管道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南海案头。这种“监护合一”的机制，让中共高官实际上沦为了最高独裁者手中的人质。

这种恩威并施的驭人术的政治代价极其沉重。通过切断高官之间所有私人信任与非组织联系，习近平确实最大程度地碎片化了政治精英，消除了宫廷政变的空间。然而，他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死气沉沉、人人自危的官僚结构——一个没有勇气、没有沟通、没有人讲真话的决策体系。

在《安乐堂》中，被圈禁的明代藩王最终变成了毫无抵抗力、也没有意志的废人。今天，在对政变风险的极度焦虑驱动下建立的数字化监控与贴身控制机制，正将中共的政治精英群体塑造成一支不敢思考、不敢交流、唯唯诺诺的“政治僵尸”队伍。

现代“安乐堂”似是保障了权力的高度安全，实则是政权的极端脆弱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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