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 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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