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平坚持习近平时代改良无望的观点，基于对中共历史的亲历与反思。他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对中共走向文明与法治抱有极大期待。全国人大在完善法律，鲍彤等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令人振奋。陈小平提到，当时的基层民众也普遍认为中共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转型。他以吴国光为例，作为他的“师兄”，吴经历了对中共认识的三个阶段，这被陈小平视为所有中国问题观察者的“精华”。

第一个阶段，吴国光代表了主流观点：相信中共能从内部改革。吴国光作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部长级秘书，却很快发现体制的虚伪。他转入人民日报，又被鲍彤拉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组，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然而，在北戴河会议上，他意识到改革的虚假性。陈小平强调，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试图“打入体制内部”改变它的努力，最终发现一切是“空蒙一场”。他自己也曾用中共法律批评中共，抱持改良主义，但后来认识到，中共的改革是有限的，一旦触及核心，就会被逆转。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被陈小平视为对1979年以来法治改革的总清算，而习近平修宪则彻底终结了1978年以来宪法改革的希望。

第二个阶段，吴国光相信通过经济改革和融入WTO，中共能从极权向威权过渡。陈小平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分子幻觉，包括他自己也曾这样认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后，似乎会被迫改革，但事实证明，中共是“休眠的极权主义”，随时可被唤醒。习近平时代证明了这一点。陈小平同意许成钢教授的观点：中共本质是极权，而非威权，许多西方智库的定性错误导致了幻觉。

第三个阶段，吴国光转向“民变促官变”：大规模群众运动推动上层分化，实现转型。陈小平补充，这需要反对派力量组织化，否则容易被激进运动绑架，如1989年学潮的遗憾。他强调，如今指望中共内部改革是黄粱美梦。习近平时代只会恶化，中国转型需积累反抗力量，形成新势力参与博弈，而非依赖中共的“拨乱反正”。陈小平批评中共为列宁主义政党，本质是一人之党，习近平之前党内出现“两个党”（薄熙来与汪洋代表），若继续，将导致灭亡。但胡锦涛时代已是维持会长，无实质改革。即使出现胡耀邦、赵紫阳式人物，他们也只是救党，而非推翻体制。赵紫阳的“开明”仅在下台后显现，权力在手时，党性覆盖人性。

陈小平的现实观察更尖锐。他指出，习近平上台十余年，传闻不断，但二十大上胡锦涛被架离现场，震动元老，却无人敢言。元老干预已不可能，党内民主或集体领导已成空谈。他认为，习近平的使命是回归毛泽东主义，但全球化让他得心应手。中国未来需民间团体建立和对话，这是辨别真假改革的标志，否则只是帮派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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