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共控制的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派陈寅恪过去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 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时，以为此事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虽未回绝，却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项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①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②（①、②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陈奎德：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图1：陈寅恪先生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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