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用美国反对美国

2025年6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当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 147,000。数据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仍然稳定。三周后，BLS公布了“技术性修正”后的统计数据，大幅下调至14,000人，相当于原数据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一巨幅调整，立即引爆了市场和政坛的双重地震。

为何修正如此之大？
我去查了一下，BLS事后解释，这次误差来源于两个方面：
1.样本收集时间窗口的问题：6月初的初步数据基于企业调查的快速回报样本，回收率为59%，远低于疫情前平均水平。随着时间推进，收到的补充数据大幅降低了整体就业增长判断。
2.季节性因素误判：BLS在季调模型中高估了夏季临时岗位的增幅，尤其在教育和零售业领域。而实际数据显示，这两个行业在该月并未如往年一样大量招聘。

这次5-6月整体超过25万人的就业修正，是自1979年系统规范以来罕见的巨大调整，而非传统波动。尽管统计机构对修正原因作出了解释，但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下，立刻让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发文指责劳工统计局局长Erika McEntarfer，随后她被解职。也许川普的不满并非单纯来自误差本身，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信心打击”效应。就业数据是金融市场的重要风向标，而此次下调导致了股市大幅震荡，并且川普的支持者说这是“统计系统犯下的经济破坏行为”。于是，这场在‘统计学上可解释的误差’，让文官系统中的官员付出了政治履责的代价。

这不仅是一场统计失误的风波，更是一个信号：哪怕程序没有改变，制度的运行逻辑已经变了。技术官僚失去了“犯错的缓冲区”：一旦数据不利，哪怕技术上合理，也可能成为政治替罪羊。

突然我想到了，中国2023年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21%，随即被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而后采用新定义“剔除学生”再度发布较低数字。若美国制度容许通过解职技术官僚以维护“信心”，中国则通过停发原始数据维护国家的宏大叙事也不应被嘲讽。因为在本质上，两者都指向同一制度心态：事实服从叙事，数据不再自主，而是被用于维护既定权力架构。

民主制度的一个美德，在于它的“低效”：分权制衡、程序正义、多元意见、舆论监督——这些都意味着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事实与权力分离，是民主的基石。

在这种制度下，统计局的职责不是“发布有利于政府的数据”，而是提供真实、独立、专业的社会运行图景。它不服务总统，而服务公众。

但当总统希望每一条数据都“有利于市场反应”、每一个数字都“配合国家战略”、每一次统计都“传递乐观情绪”，民主的低效就成了他的敌人。于是，清洗就开始了：从 CDC 到 EPA，从 FBI 到 BLS，凡是“踩到叙事红线”的技术官僚，不是被边缘，就是被换人。

川普并未直接废除这些机构，他只是改变了它们的输出逻辑。但这其实这比解散更危险因为它让人误以为“制度还在运转”，而其实它已成为权力的传声筒。

美国的联邦政府长期以来维持着一套庞大的技术官僚体系，这些职业文官不因总统更迭而换岗，理论上保持政治中立，仅为制度服务。上学的时候，教授提到过过两个法案，我到今天还记得，《彭德尔顿法案》与《赫奇法案》，它本意是要打破“分赃制”，保障政府运行的专业性与连续性。

但是很遗憾，现实中，中立从来不是天然的，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权力博弈。在极化政治环境下，“中立”会被贴上党派标签；专业判断会被看作意识形态立场；连统计误差也会变成攻击的弹药。当数据触及政治利益时，“讲实话”就会成为“政治行为”。所谓“深层政府”的攻击，否认专业，也拒绝制衡。

这半年里，特朗普与他的好朋友习主席在治理理念上趋同越来越明显，他们都更愿意依靠集中的行政手段来压制不确定性，更强调政策的一致性与叙事的统一性，而不是多元对话或制度弹性。

当中国的数字治理、即时调控、全景监控被描绘成“现代治理典范”；当美国一组就业数据引发总统震怒、机构人事调整；当国家机器开始鼓励“叙事一致性”而非“事实完整性”时，民主制度那套冗长、纠结、低效的结构，就变得令人“不耐烦”。

川普正是这种不耐烦情绪的提炼体。他将民主制度中的专业机构、文官体系、程序原则，转化为服务行政权的工具，这和地球那边的大国如出一辙。只有高下之分，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自从川普再次执政之后，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大，社会不在对弱势群体提供福利保护的安全网，“贫穷处罚机制”逐步升级，整个社会向丛林化发展，这种感觉你熟悉不熟悉？只有服从、只有竞争、只有产出，才配被社会承认，难道我们不喜欢的那种制度居然是先行者？

今天这里没有推翻，而是被悄悄替代，也许我们终将明白，民主制度并不会以一次政变告终，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技术调整中慢慢失效。

川普不是直接打破了美国的制度，而是激活了制度中那部分最危险的潜能。他证明了一件事：民主制度不是历史的终点，它仍可以退化成权力的舞台。

最后，我想起了一句玩笑话，质疑王沪宁，理解王沪宁，成为王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