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里，除去最高统帅毛泽东和最底层的“牛鬼蛇神”、“专政对象”外，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几乎人人是《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毛主席语录”不离口。“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变成了“毛主席语录”统帅一切。

因为事事离不开“毛主席语录”，在民间就出现了 许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新花样。比如：利用“毛主席语录”行乞。乞丐向人乞讨时，先振振有词地背诵“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你伸手。

利用“毛主席语录”卖艺贩药、跑江湖卖艺贩药者，在乡场上拉好了圈子，表演之前，不再说以前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之类的套话，而是先恭恭敬敬捧出《毛主席语录》，请围观者跟他一起诵读“最高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这段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语录，虽然在《毛主席语录》中没有收录，但文革时期经官方媒体一再宣传已尽人皆知。所以在诵读时也得照例捧着《语录》本做做样子。有了这段语录作为铺垫，江湖艺人的贩药就似乎成了“贯彻落实最高指示”的革命行动了。

在大量使用“毛主席语录”的花样中，最常见的是“打语录仗”。

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一书中回忆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

当时，中央办公厅戚本禹领导的造反派——“中南海红色造反团”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要造反团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团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造反团的人就搬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语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们在这里开会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其中关于“纪律”的部分，念到：“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

---龙门阵：文革中的语录仗
来源：汉嘉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