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自上而下的改变道路行不通，就只有自下而上，从改变个体开始，移除极权主义的生存土壤。就像哈维尔所讲，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每个普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极权主义。

表面上看起来自下而上的难度是最大的，其实恰恰跟直觉相反，自下而上的变革反而是那些实现和平演变的国家的常见模式。这个自下而上的思路，正是刘晓波从东欧剧变汲取的经验，只是刘晓波还没想好怎样去推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

自下而上的变革直觉上看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概念就直接想到改变每个人，然后再改变社会。假如你这样想，自下而上的改变当然不可能。（顺带再插一句，这里说的自下而上不是改革，而是变革。贝淡宁所吹捧的贤能政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是在尊重中共统治基础上进行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改革，中共基层选举改革实践破产，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没地方兜售了。）

自下而上的变革如果以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模式进行，依托地下运动模式的社会网络进行传播（而不是鼓动地下活动进行暴动或恐怖袭击），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简便、最低代价和效率最高的变革模式。

与中国人固有观念中那种中共地下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东欧的地下反对运动（有时也叫地下不同政见运动）不是以政党模式运行，而是分散成多中心化和多阵营化的松散社会联盟，他们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宣传和动员，而不是鼓动平民上街对抗枪口。

不要小看东欧各国这种松散的社会联盟，当联盟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各个组织就竭尽全力互相掩护、互相合作，造成非常困难的镇压难度。要知道，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并不是乖乖主动交出政权，他们跟反对派运动对抗几十年耗尽了浑身解数，结果反对派势力越镇压越强大，最终是镇压不了，而不是放弃了镇压。

假如没有这样的地下行动者网络来传播社会变革信念，把无数沉浸在悲观绝望、主观上放弃挣扎的群体吸收到大大小小的团体中积极响应社会变革号召，社会动员障碍就会始终无法打通，那就谈不上推翻极权国家了。

波兰最特殊的一点是，它的社会运动（包括在1981年以后转入地下活动）是反对派设计的结果，其运动战略受到了各个团体响应和合作，即使这些团体各自分歧很大，但是为了改变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陷入内耗，不会像现在某些中国人一样：一边有人在艰难环境下努力寻求改变，另一边则是聪明人想尽办法互相拆台以证明自己无比聪明绝顶。任何社会在变革之前都有顽固派、保守派和以其他形式跳出来制造阻力的人，但一个社会要改变不会取决于这些阻力，而是取决于形成一个松散但能克服动员障碍的社会联盟，它需要依靠不低于3.5%总人口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有效协作。

到目前为止，不少专制国家都出现了公民抗命，有的虎头蛇尾，有的近于无政府骚乱，其很大程度上还是社会动员出了问题：推动变革的个体自身没有变成能够应对逆境的有韧性、有合作能力的个体，也没有把已经转变过来的新人联结成足够庞大的群体。

要说镇压，哪个专制国家都一样，没有谁比谁仁慈之说，都一样为保政权不择手段，不见得中共就比其他国家多出一些额外手段。中国要变革也一样走不出其他国家的一般规律：改变个体，创造新人，让尽可能超过3.5%总人口的新人之间实现有效合作。如果遇到历史时机，那么变革代价就会更小；如果历史时机还没到，那就通过坚持推动社会变革，制造社会运动压力来创造历史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