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师哲回忆：“1940─1941年间，有一次，我陪同陈郁同志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参观中师哲等人被带到“一间设分宽敞、明亮的大厅”他们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 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
师哲他们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到这样的回答，连从事多年锄奸保卫工作的师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忆录中不禁问道：“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215页）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就因为这女孩子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有个当大汉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当做特务关押起来。当师哲1943年接手这个案子时，可怜的女孩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近5个春秋。《师哲回忆录》记录了审讯中他与女孩的一段对话，问：“你和王克敏什么关系？”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又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答：“我来，他不知道。”再问：“为什么到延安来？”答：“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问“为什么把你关起来？”答曰：“不知道。”女孩的天真，让锄奸专家们也有些不忍，复查的结果认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来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知识、能力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216页）于是师哲他们建议将其有条件的释放，但这一建议始终未获康生的批准，女孩以后的命运如何，回忆录中没有交代，想到以后那一场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运动，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尽管康生如此作恶累累，但让师哲不解的是“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此中奥秘，不说也罢。

---师哲回忆延安：康生作恶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