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陈云的长子的话带有理论色彩的话，那么，中国第一号领导人邓小平长子的话就有实践的操作性。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 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人”搞特权的意识，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扬，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采取“自觉的行动”。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