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仅仅只有３４００亿斤，各地却按照吹牛吹出来的产量收购粮食。于是，破天荒地，在减产年份，农民粮食产量的 40%被拿走了，扣除返销粮后，净拿走28%。而在平常年份，这两个比重分别只有25-30%和15-20%。于是，１９６０年春天，当上层仍在莺歌燕舞的时候，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 农民，在饥饿线上无望地挣扎着。

进入五月份，吹胀的牛皮 开始破裂。最早的警兆，是各省的粮食调出数，只完成计划的一半。粮食销售 量却有增无减，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告急，粮食库存几乎挖空了。 ５月２８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问题仍未缓解，６月６日， 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这时，北京的存粮 只够卖７天，天津只够１０天，上海大米库存已经耗尽，辽宁也只有８天可卖。 全国各地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食紧张。

７月，中央开会研究粮食紧张问题。北京中止敞开售粮，采取发放粮票，限额供应的办法。

９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 承认，粮食因“自然灾害”严重减产，局面已经十分严重。这时候，那些在饥 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毙，但中央正在焦头烂额地忙着解决 城市缺粮问题，已经顾不到他们了。

随着国内新闻舆论变调，从歌颂跃进成绩转向宣传克服困难，至迟１９６ １年初，国际社会已经广泛察觉，中国大陆可能发生了饥荒，虽然它们并不清 楚饥荒的严重性。国际红十字会主动向中国提出饥荒援助的建议，但在这年二 月，红十字会秘书长报告说，中国方面断然拒绝了援助。美国国会和白宫，也 讨论了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然而，在１９６１年１月底２月初，肯 尼迪总统拒绝了这项建议。他注意到中国去年还大量出口粮食，同时也认为， 中国方面不可能对美国提议作出善意回应。２月份，中国外长陈毅在接见日本 客人时强调，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我们绝不向美 国乞讨！”　　

１９６２年，十万难民涌往香港，香港左派报刊视若无睹、不予报导。查 良庸的《明报》却倾力倾情，大幅报导评论，发行量倍增，一举奠定了其大报 地位。当时，目睹难民们水尽粮绝、惨绝人寰的景象，查良庸挥笔写下社评《 火速！救命！》，文末呼吁：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可惜，大陆并没有《明报》，大陆的查良庸们，早就被反右反右倾运动封了口。只有上千万农民，在刺骨的春寒中，在酷热的骄阳下，悄无声息地死去，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悲歌１９６０ -- 关于大饥荒的笔记
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