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是“人必须吃人”和“人不必吃人”这两种信念之间的冲突。
不论用多么华丽的词汇包裹，不论用多么繁复的理论粉饰，最终你需要看清的无非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大人是必须吃孩子吗？男人是必须吃女人吗？强者是必须吃弱者吗？上位者是必须吃底层吗？
以及，中华民族是必须吃掉每个曾独立存在过的民族吗？
这些在传统中，在统治者的宣传叙事中有责任有义务躺平被吃的人，有没有权利反抗或者哪怕仅仅是逃跑呢？
已经被“吃掉”的族群，又有没有权利寻求独立，从被宣传者描述得温情脉脉的“祖国大家庭”里脱离出来，自主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不受中央的掣肘，不让其他族群扯自己后腿呢？
以个人论，身在中共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生产者，有没有最起码的权利，为了谋生、为了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润”到海外，不论非洲还是欧美，移居去任何一个能让他自食其力的国度，不再做帝国的臣民，不再为帝国奉献忠诚，而不被指责不被骂成“润人”呢？
女性是不是有权不结婚不生育？孩子是不是有权不对父母百依百顺，不接受中国家长的PUA，把自己的人生仅仅看成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是父母的养老保险投资回报呢？
如果这样的自私是可以被容许的，如果这样的自私在现代社会中甚至是一份被称为“个人自由”的基本权利，如果你承认传统意义上的被吃者都有权从砧板上站起来，把脖子从屠刀下拿开，那么伤害链逻辑那一整个靠人吃人维系起来的丛林大厦就会土崩瓦解。
什么是自由？
自由不是强者在其能力范围内的为所欲为，自由是生而为人就拥有的，不被吃的权利。
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一份站在拒绝吃人的立场，拒绝为吃人的逻辑做宣传，拒绝为吃人的政权粉饰太平欺哄民众的责任。
以及更进一步的，去解构那套传承已久的把吃人合理化正当化的宣传叙事的责任。
这是作为能提笔写作的人，我们对文明的责任，对把这个世界变成“人不吃人”的世界应尽的责任。
我一直都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我非常现实。
我从来不会幻想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变成天堂，变成不存在不公，不存在利益纠葛的地方。但我相信，以今天的生产力，物资充裕程度，现代社会要保持“矛盾不必转为仇恨”这样的限度，让利益纠葛，让人与人之间难免的争斗和争论不必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是现实可行的。
所以，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仍然坚持“人必须吃人”那套叙事，就是欺骗。
我知道“人必须吃人”的叙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成立的，我也知道那样的历史条件曾经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每个族群的文化传统中都留下了痕迹。
以至于许多传统文化中包含一类特定的内容，即赞美等级差异，赞美下位者在被吃时不反抗不逃跑的行为，将这种行为道德化，视为美德。
以及，吃敌人的肉，同样被视为美德。
“壮志饥餐胡虏肉”，千古传唱的满江红里就有赞美吃人的句子。
而吃孩子，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吃出了“和骨烂”这样的菜名。吃女人，甚至吃出了《菜人哀》这样的诗篇。
至于物理意义之外的“吃”，要求下位者在上位者面前俯首帖耳百依百顺，要求下位者承认上位者对自己有生杀之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更是司空见惯。
我知道，我们不能跳出时代背景指责古人，这些论调本身的出现和存续，都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
这前提就是，匮乏是真实的，当其时，人类别无选择。
但这前提并不是永远不会改变。
而一旦这前提不再成立，人吃人的必要性不再成立，一旦人类社会的技术能力、生产力水平足够支撑我们建设“人不吃人”的世界，把吃人合理化的论调就该休矣。
因为“吃人”这种行为既然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就该停下来。
我们是该为“吃人”踩刹车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为心向文明者，我们有责任去分析和解构那套正由中共帝国统治者宣扬着的，鼓动人们吃人，鼓动人们扑向弱者，鼓动人们轻视生命价值的宣传叙事。
那套由中共帝国把持推广的爱国主义叙事体系，那套现在还受到许多以“中国人”自居的心向文明之士追捧的叙事体系。
那套仍然在要求人们“为国奉献”，仍然在家国领域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当成美德的叙事体系。
不，朋友们，不要牺牲。
牺牲是一个过时的、该扔在历史垃圾堆里的概念。因为牺牲的本义，就是让你心甘情愿成为被吃者，那头被宰的纯色牲畜。
可是吃人这种行为的必要性已经消失。
在粮食够吃的时代，不止是吃人的必要性已经消失。
在国与国、族与族之间已经能够长期和平共处的时代，通过建立帝国、征服各族将散居各地的族群凝结为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必要性同样已经消失。
牺牲各族成全帝国的必要性已经消失，就象牺牲维权公民的个人利益成全“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一样。但这论调仍主导着中共的爱国叙事，仍被中共当成其对内对外滥用武力的理由。
让我们来解构中共的爱国叙事吧。
这爱国叙事的力量，全来自匮乏预期，这匮乏预期的成立，全来自信息茧房。
中共用信息茧房，让人们以为自己仍然除了吃人和被吃别无选择。
可我们知道，有别的选择。
我们要告诉每个人，有别的选择。